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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天津大悲院复兴经过

作者:佚名 发表日期:2002-09-21 15:00:00 来源:佛学在线 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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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天津大悲院复兴经过

(一)缘起

天津原为河北省会,后改为直辖市,面积,约五十多方公里,有一百二十多万人口。地点跨五河注沽河之会口,握北宁津浦两铁路之交点,水道有渤海及各大河流,水陆交通,均极方便。商业之繁盛,冠于北部各省,与上海、广州、汉口、同称为中国之四大商埠。

天津和上海,为中国最繁华之都市,上海的庙宇和出家人比较多。天津的庙统计起来,大小也有几十处,在这些庙里,并没有正式留单接众的十方丛林。只有一处清修院,乃李嗣乡之家庙,请清池和尚住持留单接众,凡一切朝五台山僧人,多在此院挂褡,所需经费皆李家担任。以后因受其法徒宗祥连累,被褚玉璞封闭。后经靳云鹏改组为佛教居士林,平常住几位师傅做佛事。有时南北过往僧人,可以在这里休憩几天,所以天津的庙,多是小的庵堂,出家人在这里住,都做应酬,分子很复杂!

宣统元年,政府颁布废庙兴学令,首以天津为试验区,当地绅董,出面组织废庙兴学委员会,没收各处庙产。开会时,以公共钱财,大吃大喝,极尽耗费。还有一些地痞流氓,藉此机会发财。拆庙固属为不好的事,可是天津一般出家人,也弄得太不像样,简直是笑话百出。可是话又说回来,天津过去的佛法,就寄托在他们这些人身上,败坏佛法的是他们;住持佛法的也是他们,如果没这一般出家人,天津就没有佛法,在家人想找出家人念经,也找不到。有人尝说:‘在天津住的出家人,都是大菩萨,行菩萨道,明知在天津赶经忏是走下坡,可是他仍然发心要去。’因此若干年来,让天津一般人,知道有佛法,有时请出家人念经做佛事,这都是一般赶经忏的好处。其实并不是我袒护赶经忏的,与他们遮丑,实际情形确是这样。在家人到任何地方都应当赞叹出家人,有居士当我面挖苦天津出家人的,我就这样答复!

据说:天津在试办废庙兴学的时候,伽蓝菩萨还显过灵验。当地人组织废庙兴学委员会,举出来若干人为委员。在委员之中,又推出来三个主任委员,一个正主任委员,两个副主任委员。会后决议立学堂,佛像拉倒,僧人赶跑,并借此机会,大设宴席,相对畅饮。有一次开会,席间正主任委员,也是当地有名耆绅,出来小圊,忽然倒地下没气了。同人等把他架到屋里,问他‘怎样?’他说:‘不好!我看周仓爷从屋里出来,气愤愤的呵声,“我让你拆庙!”说著一刀砍在我腰里,把我吹倒了……’再往下问时,什么话也不说,像得羊羔疯一样,口里直吐白沫,露两个大白眼珠子,大伙忙把他抬回家去,夜间不治而死。所有当地绅董和一些拆庙委员们,睹此情形,都很害怕!吓得打抖擞。接著第二位绅董(副主任委员)夜间也看见关夫子派周仓去了,他正在堂屋门口站著,忽然一声‘哎呀!周仓爷来杀我,我以后不拆庙了……’说著倒地下没气了!这是和那位正主任委员同一晚上的事。

第二天,另一位绅董,因他和死去的那两位是一正两副,都是主任委员。他看那两位,因做坏良心违犯因果的事,都遭到现时的报应,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心里很害怕!于是预备不在家,到天后宫娘娘庙去躲避,免得周仓爷再找来。早晨起来,这位绅董,对家里人没言语,悄悄走出来,拐弯抹角,恐怕人看见。可巧走到半道时,对面来一人,这人不是别人,是他们拆庙委员会的一位委员。两人打对头越走越近,躲避也来不及。见面后,这位委员首先问道:

‘到哪去?副主任!’

‘不到哪去,闲来溜达溜达。’面上还佯作很沉静的样子。接著那位委员很惊惧的又问:

‘你知道吧!’

‘不知道!’他又佯问了一句‘有什么事?’

‘咳!’委员说:‘不幸得很!大概因为做亏心事啦!不然或许为拆庙逐僧办学堂,触犯天怒,昨天头二绅董都被周仓爷显灵砍死了!’

‘真的吗?’

‘这还能说瞎话不成!’说著第三位绅董—副主任委员,一阵头昏也倒地下没气了。他本来欲到天后宫娘娘庙去躲,不想却死在半道。这位委员吓的已是魂不附体,赶紧给他家里去送讯。以后那些主张拆庙的人,见来头不好,种种事情不顺序,自动把委员会解散了。从此拆庙逐僧之风稍煞,可是天津差不多的庙子都被他们拆掉了。所剩的有城外千佛寺、海光寺、河北天纬路大悲院。千佛寺出家人正派一点,外边有联络,没被拆掉。海光寺是天津的古迹,在日租界,沾日本人光,没被拆掉。大悲院早被法院、消防队、警察、占用了,出家人多赁房子住,以买卖式经忏应酬为生活。

一九三四年,甲戌,天津居士们,组织甲戌讲经会,请法师讲经。那时曾提议请能海老法师在天津住持修庙,后来不知因什么缘故不成熟,遂作罢论。

一九三五年,我正在青岛湛山寺料理修讲堂斋堂,天津甲戌讲经会,请我去天津,讲一部楞严经。时李唐民居士等即提议在天津修庙,不过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说完之后,并没去进行,事情遂搁下了。

一九四0年,我又去天津讲经,有周叔迦、靳云鹏、龚心湛、王绍贤、刘鹤龄、刘子明、赵化民、张伯龄、李唐民、等诸位居士发起,在天津修庙。原因天津虽是一个人文会萃的大商埠,□毂南北交通,并没一个十方丛林,致使十方过往僧人,无一挂单休憩之所,很为遗憾!因此有在天津修庙之议。那时并没预备修大悲院,居士们领我看好几处地方,都不相宜。末了经大家商妥,择定天津河北天纬路大悲院,(原是传法丛林,荒凉已久,)为复兴十方丛林地址。当经诸居士,与大悲院禹山和尚取得同意。以后禹山和尚又在天津给我来一封信,把意思说明,过后,我们在天津见面会谈,他很同意把大悲院复兴为十方,并言明如果我去复兴时,他把庙完全交出来,只要有他当辈的吃住,其他什么事不再问;可是如果别人去接他不往外交。

关于修庙的事,我在别处已经经过好多次,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已经七十多岁的人,一提到修庙就发怵!当时我曾写信坚辞,当面也辞过若干次,也曾经介绍过别位大德,去天津经营建修,但都没获允许;而且别人去时,禹山和尚的庙不往外交,对人信不极。诸位居士,也激励我,说天津是你的家乡,应当在这里修起个庙来。时周叔迦居士,主持中国佛教学院,屡屡来函邀请,在此盛情难却之下,我乃答应了。当时我曾这样想,我已这么大年纪,穷和尚哪里有钱修庙,反正力量是大家的,不过我做一个撮合人,把各种力量集中起来,把各种因缘和合起来,就算我对大众的责任尽到了。

(二)经过

大悲院,原是十方传法丛林,清康熙八年创修,有一百多间房子。里面住两位出家人,有禹山和尚的一位同参,另外雇一个老伙计,共三个人,自己住几间屋子,其余房子,让法院占去一部分,消防队占去一部分,警察所占去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在外面被人强占,乱七八糟一个大杂院。一九四0年修庙事说妥后,一九四一年,让院里的人往外迁移。不过他们都在那里住好多年,马上让他们往外搬,事实上很困难。幸而有靳、龚、周、诸居士出面为力,请天津主管当局,各方面想办法,末了好歹都搬出去了;这也是该当大悲院有复兴的机会。

一九四二年春、大家开始凑款,并拆除院内不需要的旧房子。一九四三年,推等慈为大悲院第一任住持,代我在天津监修。利用旧有木料先修后大殿五间(即大悲殿)两边配房各九间,共二十三间。那时准备券已很毛,米面等,约需一元多一斤。后殿修起后,共费二十一万余元。末了因物价陡涨,拉五万元亏空还不上。发起修庙的人,找谁谁不来,年底包工人天天去要帐,今天应到明天,明天应到后天,两下打支应。本来修庙是大家的事,这一来要陷我穷和尚在里面作难了。讲完经后,去找靳云鹏居士,他说给想法募化,当时我想如果三千两千,把这笔款凑起来,也须很多日子,还不知能凑齐凑不齐,仍然应不过这个难关去。以后我把这情形写一封信,给刘子明和王绍贤两位居士。刘子明是大康盐业公司总经理,王绍贤是上海盐业银行总经理,他们两个人对办善事很发心,而且对钱的方面也很慷慨。

刘子明接到我的信后,和王绍贤商议:‘修庙是天津各位居士发起的,修起庙来也是天津的,倓虚法师已竟这么大年纪,无论如何,为了几万元款,不能让人在这儿作难。’末了他两个人每人担任两万伍,把这个难关当过去了。

一九四四年,又修起前殿、(即天王殿)三门。所用的砖瓦木料,都是赵化民居士自捐;并外募十数万元早买下的。临时由刘元忠、阎栋臣、两位居士凑十几万工钱,很顺利的就修起来了。

自一九四二年起,我常闹肠胃病,拉痢疾。四三年时病的很厉害!自己开药方吃药,亦时愈时发,往往耽误的连课也不能上。四四年冬,肠胃病复发,直至四五年冬,病的差不多要死。幸得林耕宇居士,介绍一日本医生尾河,给诊治。每天吃六次药,打一次针,禁语,拒见宾客,养了半年多,才渐渐的恢复;因此把修大悲院的事都耽误下了。

四五年,我因闹病,耽误了一年。四六年春天,我病虽愈仍未复元,本来不能再出门。但天津诸位居士,屡次来信催促,似乎大悲院之成与不成,全系在我身上,大家拿高帽子来给我带;当时我也因天津还有诸多事情未了,带半身病就去了。

七月十九,乘飞机(因当时别的交通已断绝)到天津和各位居士接见,预备修大悲院大殿。当时和周叔迦、刘子明、王绍贤、等几位居士商谈进行办法,我把动工的情形,也大致计划了一下。不过在天津办事,事实上很困难,因那里情形很复杂,诸多意见分歧,很难把各方意见溶冶到一块去。往往为了进行某种事情,这个人著手办理,那个人就在一边袖手旁观,这样只有苦了当中办事人。

修大殿的原来计划,是把各项捐款凑起再动工,可是,时局一天一天的演变,物价一天一天的上涨,如果等十万二十万的零碎捐款捐起之后再动工,照原来计划,恐怕连一根木头也买不到了。

当时我劝他们各功德主,既然想做功德,就不要先害怕,不要怕吃亏,所需要买材料的各项款,可以事先垫出,以免受物价影响。时有刘子明、王绍贤、两位居士很发心,每人认捐一千万,周叔迦居士担任一千万,十二月十二日批合同,找人画大殿图。

四七年春天开工,到六月底竣工,当时有天津刘世铭居士;和由青岛我请去的张杰臣居士两个人监工。在他们认捐的款尚未交到时,正月初三,未等开工,我便冒著风雪,满街跑,走了二十几家大木厂,末了在一家长春木厂里,买五条大美国松;及一切檩木等,言明两天交款,共费三千万元。当时木料未运走,第二天物价就涨了一倍。第三天下午,居士们认捐的三千万块钱才交到,到了给木厂送款时,木厂主人不愿意,因晚交一天,赔本很大!结果少卖给一根美国松。可巧有一位无名氏听说要修庙,又差人送去两千万,共买六条大美国松木,这也是感应。以后我在启新洋灰公司又费了许多手续化得六百袋洋灰,零碎进的捐款,陆续早买几千块大方砖,又买一部分旧琉璃瓦,这样把所需材料,都预备得差不多,到开工时,就比较容易了。

那时法币贬值,物价暴涨,到了开工时候,物价又涨了好几倍,照原来计划数目已经又不够了。幸而天津一般人心好胜,从各方面又凑了凑,并警局督察长孙翼侯帮忙,才将工程修得告一段落。总计修大殿共费一亿挂零。这都是天津一般居士的力量,关于每次捐款,都有名单,将来大悲院立复兴十方丛林碑时,可以流芳后世,现在我一时也想不起来,故说不出。

那年,长春般若寺预备传戒,闰二月中旬,善果由长春到天津,请我去为得戒师。本来天津正包工修大殿,有诸多事情未了,我不能离开那里;可是在我心里还另有一种希望,或者到东北时,能募得一部分款,来补助大悲院之不足,因此答应去传戒。闰二月底离天津,经兴城、沈阳、讲几天心经。三月初二日抵长春般若寺,四月底传具足戒圆满,改选住持妙禅。那时本拟急速回天津,因铁路不通,致在长春逗留,将近一年光景。到了三十七年,旧历二月二十八,从长春往回走,同行者共六人,有四个出家人,两个在家人,中间经过十三天,三月初十到沈阳,在那里住二十几天,四月初六,和定西法师一同乘平沈班机到北平,初七日到天津。那时大殿已经修起,并且在六月十九已经开光。我看看心里很欢喜,遂与各居士接见,道谢他们维护佛法的盛意!过几天,善波和尚去天津接我,旧历四月二十五日回青岛。这是我经手复兴大悲院的大概的经过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