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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赵朴初会长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作者:佚名 发表日期:2002-12-30 14:00:00 来源:佛学在线 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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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1993年10月15日)

赵朴初

各位代表:

在祖国安定繁荣、佛教事业日益发展的新形势下,我们在京举行中国佛教协会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并隆重庆祝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四十周年。

四十四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为我国佛教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开辟了广阔前景。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制定、贯彻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政策。佛教界爱国人士的社会政治地位得到提高。各民族佛教徒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积极参加各项爱国、民主、和平运动,成立爱国、学习组织,创办《现代佛学》等佛教刊物,努力分清邪正,明辨是非。在人民政府的支持、帮助下,一些著名寺院得到修整,宗教活动正常开展。佛教界人士要求建立全国统一的佛教组织的愿望日益迫切。这些情况表明,成立中国佛教协会的条件已经成熟。在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关怀、支持下,经过佛教界知名的长老、居士多次会商,于1952年11月5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人会议,发表了《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书》,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筹备处。经过半年多的积极筹备,1953年6月3日,一个全国各地区、各民族、各宗派佛教徒的联合组织─-中国佛教协会诞生了,实现了中国佛教三大语系、四众弟子空前的大团结,佛教界许多有识之士长期向往追求的理想终于变成了现实,成就了中国佛教史上前所未有的奇勋。

四十年来,中国佛教协会经历了正常发展、曲折反复、严重挫折、恢复振兴的不平凡历程。

从1953年到1956年,中国佛教协会的工作正常开展。在这个时期,党和政府认真贯彻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宪法》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专条规定使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在国家根本大法上得到了确认和保障。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和一些地方佛教协会相继成立,许多著名寺院得到维修和保护,佛教徒的经教修学、讲经说法、收徒传戒、劳动生产等项活动正常进行。在中央领导人和政府主管部门的关怀、支持下,创办了中国佛教最高学府─-中国佛学院。这所佛学院从开办到"文革"前,造就了一大批爱国的、具有相当佛学水平的汉藏僧才,其中许多人成了各级佛教协会和重要寺院的骨干。在抗日战争期间陷于停顿的、具有百余年历史的金陵刻经处重新得到恢复和修整,使之成为保存经板达十五万余块的全国佛典、图像刻板的总汇,印刷、流通了大量的佛教经籍。《现代佛学》改为本会会刊,继续编印、发行,对联系信教群众,宣传政策,佛学研究,国际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为了纪念佛陀涅盘二千五百年,本会经过三年多的努力,进行了对《房山石经》的发掘、拓印的浩大工程,发掘石刻经板一万四千二百七十块,拓出了七套拓片,使这部历经千年、刻在石板上的稀世法宝得以重放光辉;还编印了《释迦牟尼佛像集》、《中国佛教画集》,精心制作了一批佛像,摄制了影片《佛教在中国》;在各大寺院举办了纪念法会;应锡兰(今斯里兰卡,下同)政府和佛教界的要求,集中了全国的佛教学者、专家,成立了《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承担英文《佛教百科全书》中国佛教条目的撰写和翻译,在佛教学术研究和中外佛教文化交流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我们加强了汉族佛教界同兄弟民族佛教界的联系和团结。本会当时的名誉会长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联袂进京,视察内地佛教工作,传法灌顶,这是国内各民族佛教徒团结和睦的一件大事。护送佛牙舍利到云南边疆供各民族信众朝礼,满足了这一地区上座部佛教徒长期的夙愿,密切了云南边境上座部佛教和内地佛教的关系。我们还多次组织少数民族佛教界人士到内地参观工农业建设事业,朝拜名山大寺。

在这个时期内,中外佛教传统友好关系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早在1952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京举行期间,我国佛教界代表同与会各国的佛教代表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互赠法宝,共同发表声明,对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制止侵略战争,保卫亚洲及世界和平起了积极作用。会议期间,我本人代表我国佛教界将一尊象征慈悲和平的佛像通过与会的日本佛教代表赠送给日本佛教界,在日本佛教界引起强烈反响。不久,日本佛教界友好人士大谷莹润、菅原惠庆等领导的"中国在日殉难烈士慰灵实行委员会"派代表团飘洋过海,送还中国在日殉难烈士遗骨。这两件事开始了新中国佛教界与日本佛教界的友好交往。1955年我本人赴日参加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受到了日本佛教界热情友好的接待,这是新中国佛教徒第一次访问日本。这个时期,我们同缅甸佛教界的友好往来十分密切。本会多次组团出访缅甸,特别是1955年10月应缅甸政府和佛教界的要求,我会组团护侍佛牙巡行缅甸,受到缅甸举国上下的礼拜、供养,为加强中缅友好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接待了由印度、锡兰、尼泊尔、老挝、柬埔寨、泰国、越南七个国家的法师组成的国际僧侣代表团的来访。喜饶嘉措大师亲自率团赴印度、尼泊尔,分别出席纪念释迦牟尼涅盘二千五百周年庆典和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第四届大会。我会名誉会长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也在这时应邀访问印度,参加有关纪念活动。

这个时期,中国佛教协会对内对外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在当时社会政治运动的冲击和影响下,佛教工作中也出现了失误,突出地表现在对上海佛教青年会和金刚道场的某些法师、居士进行了不公正的批判和对待,在一定范围内对佛教界造成了不良影响。

从1957年到"文革"开始,中国佛教协会的工作继续开展,同时也经受了反复和挫折。本会于1957年和1962年先后召开了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代表会议。一批省级佛教协会相继成立。在周恩来总理和人民政府的关怀、支持下,重建了佛牙舍利塔,并于1964年举行了有国际佛教人士参加的开光典礼。广大佛教徒同国家和人民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经受住了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的严峻考验。1962年前后,在贯彻政策、调整关系的形势下,佛教事业一度出现活跃的局面,本会提出了开展佛教工作的规划。佛教教育事业进一步开展,中国佛学院增设了研究部和藏语佛学系。收集、整理佛教文史资料的工作全面展开,佛教书刊的出版流通继续进行。

这个时期,本会在发展同各国佛教界的友好、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做了许多工作。1963年,为了支持越南南方佛教徒反迫害的斗争,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在北京召开了亚洲十一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徒会议。1962年到1963年,中日佛教界冲破重重阻力,发起纪念鉴真逝世一千二百周年的活动,在日本掀起了加强中日友好、促进两国邦交正常化的群众性热潮。我国佛教界、文化界、医药界在北京隆重举行了纪念活动,出版了纪念文集,在扬州大明寺修建了鉴真和尚纪念堂,在广东肇庆鼎湖山修建了伴随鉴真东渡、圆寂在途中的日僧荣睿纪念碑。1964年我会同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六个单位共同举办了玄奘法师逝世一千三百周年纪念大会,有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人士应邀与会。应我会邀请,由日本各主要宗派领导人组成的"日本佛教访华亲善使节团"来我国访问。还先后接待了一些日本佛教界著名友好人士的来访。与此同时,我会负责人多次出访日本,参加纪念鉴真和尚的活动,出席世界宗教徒和平会议和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1961年,应锡兰政府和佛教界的请求,我会组团护侍佛牙舍利到锡兰巡行,受到锡兰政府和广大人民的盛大欢迎和虔诚礼敬。锡兰、印度、尼泊尔等国的一些高僧和学者先后应邀访问我国。我会负责人分别访问了锡兰、柬埔寨、越南、蒙古。

1958年,全国汉族佛教界人士分片先后召开了社会主义学习座谈会。在这些会议上开展了反右派的斗争,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与此同时,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汉族地区佛教事业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遭受冲击,受到很大损失。藏族地区平息叛乱,进行民主改革,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废除了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压迫制度,取得了积极成果。但是,在平叛和民主改革中,不少地方对待喇嘛和寺院发生了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情况,使藏传佛教蒙受了损失。1964年、1965年,宗教工作"左"的思想进一步发展,在对宗教界进行三个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教育中,对本会会长喜饶嘉措大师错误地开展批判和斗争,造成了严重后果。在此期间,本会会刊《现代佛学》被迫停刊。本会领导的,在搜集、整理佛教史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的三时学会也被迫停止活动。大家知道,本会名誉会长、藏传佛教的领袖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也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对待。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人民遭受了一场深重的灾难。在这期间,中国佛教协会的工作被迫停顿,组织陷于瘫痪;全国绝大多数寺院被毁坏或占用,大批僧尼被赶出寺院;佛教界人士大多遭到批斗,有些人含冤死去;佛教文化教育事业单位和地方佛教协会被迫关闭,整个佛教事业遭受了一场浩劫。在此期间,某些著名寺院和一批重要佛教文物由于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明令保护得以幸存,个别寺院还得到维修。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佛教事业进入了恢复与振兴的新的历史阶段。粉碎"四人帮"前后,我会会务开始恢复。1980年冬召开了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标志着本会的会务和全国佛教事业在经历十年浩劫之后踏上了新的征途。1982年召开了本会第四届常务理事会第二次扩大会议,讨论、研究了全国汉族地区重点寺院建议名单、加强佛教人才培养和佛教书刊出版流通问题,推动了佛教事业的开展。1983年,在本会成立三十周年之际,召开了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总结了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工作,提出了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发扬中国佛教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国际交流三个优良传统的指导方针。1987年召开了本会第五届全国代表会议,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上阐明了佛教能够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观点,对中国佛教走上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协调的道路具有指导意义。

在这个时期内,我会不遗余力地协助党和政府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宪法》和《刑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与政策规定的制定过程中,我会代表佛教徒的权益,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大多被采纳。我们协助党和政府制定文件明确寺院管理体制,确定全国重点寺院名单,恢复、收回和修整了一大批著名寺院,并且在中央和有关地方领导的过问和支持下,解决了将广州光孝寺、大足圣寿寺、开封大相国寺归还佛教界管理的"老大难"问题。为了加强和改进寺院的管理,本会于1987年底召开了汉传佛教重点寺院管理工作座谈会,制定了《汉传佛教寺庙管理试行办法》和《汉传佛教寺庙共住规约通则》,连同《关于汉族佛教寺庙剃度传戒问题的决议》颁布实施。对于侵犯佛教徒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和寺院合法权益的违反政策的现象,本会积极反映情况,协助党政主管部门加以纠正。在这个时期内,本会就所谓开展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宗教方面形势的估量、宗教的五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长期性、复杂性)、宗教概念的界定、宗教工作的方针任务、保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宗教徒的要求、宗教与社会主义相协调的条件、政府主管部门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的涵义、抵制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界限、政教分离与政教分开、宗教工作与民族工作的关系等一系列理论政策性问题发表了见解和意见,受到中央领导部门的重视,许多意见得到采纳。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五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历届领导人对宗教工作十分重视,正确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文件,系统地提出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进行了宗教工作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江泽民总书记等中央领导人多次亲切会见各宗教负责人,坦诚谈心,发表重要讲话,对各级党政领导重视宗教工作,保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鼓舞各民族宗教徒积极参加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起了巨大作用。应该说,这十五年是建国以来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贯彻得最好的时期。

本会注意加强藏传佛教和上座部佛教的工作。回顾这个时期藏传佛教工作,我们十分怀念本会名誉会长、十世班禅大师作出的重要贡献。本会召开了藏传佛教座谈会,讨论、研究了落实宗教政策、活佛转世、藏传佛教自身建设等问题。对藏传佛教修缮寺院、培养人才,我会给予了力所能及的资助。本会在西双版纳召开了上座部佛教座谈会,进一步密切了同云南边境上座部佛教界的联系,讨论、研究了加强上座部佛教事业建设等问题,对上座部佛教工作若干重要政策性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意见,并捐款资助上座部佛教事业建设。1988年,我会和内地一些佛教协会与寺院给遭受地震破坏的云南临沧、思茅地区的上座部佛教界捐助了二十几万元救灾款,帮助他们重建耿马总佛寺等一批寺院。

本会大力加强培养佛教人才的工作。1980年恢复了中国佛学院,继后成立了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栖霞山分院。接着,福建省佛学院、闽南佛学院、上海佛学院、四川尼众佛学院、四川省佛学院、普陀山佛学院、九华山佛学院、岭东佛学院、江西省佛学院、黑龙江依兰尼众佛学院等一批汉语系佛学院相继成立。一些重点寺院还举办了不同类型的僧伽培训班。为了提高寺院执事的管理水平,我会在九华山先后举办了两期寺院执事进修班。在班禅大师亲自主持下,成立了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西藏、内蒙、青海、甘肃、四川等地也都开办了培养藏语系佛教人才的佛学院。云南上座部佛教教育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我们还先后派出比丘、居士前往日本、斯里兰卡、泰国留学。本会于1986年召开了全国汉语系佛教院校工作座谈会,提出了"全面规划,适当调整,保证重点,协调发展"的方针,制定了高中初三级既相衔接又各有侧重的佛教教育体系的规划。1992年初,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是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把培养人才的工作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提出了"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等方针和一系列措施,还发起建立中国佛教协会佛教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开拓了佛教教育事业的新局面。

在这个时期,佛教文化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1979年建立了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收集、保存了大批珍贵的佛教文物,开展了对《房山石经》的研究和出版。重新恢复、修整金陵刻经处,印刷、流通了大量的佛教经籍。创办了新的会刊《法音》杂志,在海内外广泛发行,编印《法音文库》丛书,成立《法音》杂志社。创办了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有计划地开展佛教文化学术研究和中外佛教学术交流,出版佛教文化书刊。本会先后两次召开了佛教书刊出版发行工作座谈会,对全国这方面的工作进行了规划和协调,推动了各地佛教经籍书刊出版发行工作的正常开展。我们还多次举办了佛像图片、经籍、书画、金石等方面的展览。

本着佛教救世济人的精神,多年来我会和各地佛教界积极支持社会福利公益事业和救济工作。本会参与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发起,捐款资助,并同其他兄弟宗教团体联合举办名家书画展览,进行义卖捐献活动。1991年安徽、江苏等省发生特大水灾,本会发出紧急通知,号召全国佛教徒捐钱捐物,投入救灾,香港、台湾及海外佛教界人士也纷纷解囊相助,共募集救灾款人民币五百万元左右汇交灾区。还捐款救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灾民。

本会积极开辟和发展同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以及海外华人佛教界的联谊工作。内地佛教界同香港佛教界多次组团互访。本会应香港宝莲禅寺的请求,赠送该寺一部清刻大藏经。香港天坛大佛的宏伟工程得到了本会及内地佛教界的大力支持与赞助。本会接待了台湾佛教界一些知名人士的来访。近几年来,台湾佛教徒来大陆朝拜祖庭、探亲访友日益频繁,增进了了解,密切了联系。本会及地方佛教界同美东佛教总会、法界佛教总会及美国华人佛教界多次进行互访,开展了法务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我国佛教界人士同新加坡佛教总会、光明山普觉禅寺等寺院的长老、居士进行了互访,开展了真诚的合作,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十多年来,台湾、香港及海外华人佛教界对大陆佛教寺院的修复庄严、佛教文化教育事业的开展给予了大力支持,体现了他们与大陆佛教法脉相承、血浓于水的深厚感情。

本会同各国佛教界的友好往来与合作有了很大的开展。1980年,在老一辈中央领导人邓小平、邓颖超的关怀、支持下,日本唐招提寺保存一千三百多年的鉴真大师像回国巡行,掀起了中日友好新的热潮。日本佛教传道协会对隆莲法师和我本人授予传道功劳奖,日本庭野和平财团、佛教大学、龙谷大学以及韩国东国大学对我本人赠予奖金、授予名誉学位,体现了他们对中国佛教界的友好情谊。我们同日本佛教各宗派的关系从一般友好往来发展到祖庭庄严、文化交流、人才培养等多领域的合作。

我国佛教界同泰国佛教界的友好往来十分频繁。1989年泰国国王委托驻华大使将前僧王准备访华赠送的一尊铜铸镏金释迦牟尼佛像、巴利三藏圣典、法物供器赠送给中国佛教协会,供奉在佛牙舍利塔的大殿。泰国佛教界多次组团来访,赠送佛像经书,资助建造佛殿。1993年6月,泰国僧王智护尊者应邀访华,受到我国政府和佛教界的隆重接待和热烈欢迎,江泽民主席亲切会见了僧王座下,这是中泰两国佛教徒和人民友好关系中的一大盛事。

本会接待了斯里兰卡一些大德高僧的来访,并多次派团前往访问。斯里兰卡政府领导人向我会赠送了佛像。本会赴斯留学的学僧受到了精心培养和殷切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