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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佛教百科全书——【欧登贝格】

作者:佚名 发表日期:2006-06-28 21:00:00 来源:佛学在线 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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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登贝格】

(Hermann Oldenberg;1854~1920)

德国的佛教学者。又译奥顿堡。1854年生于汉堡。后,就读于哥丁根(Go|ttingen)大学及柏林大学。其后历任柏林大学副教授、基尔(Kiel)大学教授。1908年任哥丁根大学教授。氏初致力研究巴利佛典,在研究成绩上,与英国戴维斯(Rhys Davis)相伯仲;后转而研究一般梵文学,尤其精通《梨俱吠陀》。

氏之著作中,与巴利文相关的有︰

(1)《律藏》的校订出版(1879~1883)。

(2)律藏中的戒本及《犍度部》的英译(与戴维斯合译)。

(3)《岛史》、《长老偈》、《长老尼偈》的原文校订。

(4)撰《佛陀之生涯、教理、教团》。此外,与梵文有关的也有多种,为有关《吠陀》、《奥义书》、《梵书》、《摩诃婆罗多》等书的研究。

◎附︰J. W. de Jong着·霍韬晦译〈奥顿堡的‘佛陀’〉(摘录自《欧美佛学研究小史》第二章)辛纳(E/mile Senart)的理论,后来在1881年被海曼·奥顿堡(Hermann Old-enberg;1854~1920)刊行的《佛陀,其生平、教义及僧团》(Buddha,Sein Leben,seine Lehre,seine Gemeinde)一书所摈斥。我引用的是第二版(Berlin,1890),其中即有提到辛纳的Le#'gende的第二版(Paris,1882)的地方。在题为‘传承的性格,传说与神话’(Die Beschaffenheit der Tradition Legende und Mythus)一章中,奥顿堡为巴利圣典文献的可靠性辩护。他说,绝大部分的经典都是在公元前约380年时的毗舍离结集之前编纂的。这些经典在锡兰传下来时,并没有遭受到像其他部派所宗奉的经典那样深刻的改变。奥顿堡指出︰辛纳所依据的巴利文献,如《因缘说话》、《佛统纪》等,和巴利圣典比较,都是晚出资料。他坚定不移地相信,在巴利圣典中蕴藏着一系列正面的事实,可以使我们知道佛陀的生平。对于指出辛纳的理论是建基于晚出资料这一点,奥顿堡的看法是合理的,毌庸置疑。但是,他把巴利圣典中的经藏和律藏看作是佛涅槃后一世纪中的可靠资料,便很难使人接受。早在1879年,在他校订出版的《大品》(Mahavagga)的序论中,奥顿堡已经为毗舍离结集的历史真实性和律藏的古老权威辩护。在这一点,他从来没有改变他的主张,大家可以从他1912年出版的一本书的一个注中看出来,在那儿他宣称律藏和经藏的核心部分,早在毗舍离结集之前编妥。

奥顿堡并不否认在各种有关佛陀的传承文献之中包藏有吠陀时代,甚至上溯得更远的传说成分,这些传说把一些通俗的观念与太阳英雄,和所有地上英雄的光辉的范例结合起来。但是,当奥顿堡叙述佛陀的传记时,他并未在佛陀的传说这一方面多花力气。辛纳的讲法,不会有学者全盘接受,但有意思的是︰像烈斯·戴维斯和奥顿堡这一类杰出的代表人物,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巴利学派(Pali school)的,亦没有否认辛纳不是完全错。赫恩的极端见解,彻底消掉了历史性的佛陀的存在,一直没有发现后继人,但辛纳的理论,却继续吸引后世学者;虽然他们之中大部份都是随顺奥顿堡所举的例子。奥顿堡的理性的、神化英雄的(euhemerisitic)方法与辛纳的神话学的方法对立,已成为通则。最近的一本有关佛陀的书,作者是富赊尔(Foucher),他评论︰‘辛纳的佛陀欠缺生身,但奥顿堡所描绘的佛陀却欠缺神性。’这一公式最先加以援引的是巴特──他并未参考辛纳的著作,但却看了赫恩的佛教史──此后即常被重复运用。无疑,辛纳和奥顿堡彼此所用的方法都强调了非常重要的一面,也许我们可以把辛纳或赫恩放在光谱的一端,而把奥顿堡放在另一头,来决定后世学者在他们两人之间所占取的正确的位置。有些接近辛纳,有些接近奥顿堡或甚至越过他。不过,在辛纳和奥顿堡的成就之中,有一项并未为上述公式包举。辛纳毫不犹豫地使用后期资料,因为他认为佛陀传说中的各个部分都是不可游离的结合,所以重组为一个体系是可能的。若用现代名词,辛纳的进路是结构主义的(structuralistic),与奥顿堡的方法对照,则奥顿堡的方法从最古老的、可利用的文献中搜集历史片断,可说是原子论的(atomistic)。一方面否认辛纳有使用后期资料的权利,一方面却接受他的部分结论,这样是不能深入了解辛纳的方法的本质的。辛纳的成就的重要之处,是他把自己建基于印度人对佛陀的各种概念之上,他们心目中的佛陀的存在,并非如十九世纪的学者们所想像的纯为一历史的存在。

奥顿堡的功劳,与其说是在于摈斥辛纳的方法论上的见解,不如说是在于尝试判别新、古资料方面。奥顿堡曾经作过一个重要工作,就是从原典的文体或风格方面来研究佛教文献。早在《佛陀》一书中,他已经让人注意到一些风格特征的问题,并以之证明了《佛统纪》是较为新出的资料(第二版,1890)。1882年,他区分《普曜经》的新层与古层;并继续沿此线索披寻,结果在1898年出版他的《佛教研究》(Buddhistische Studien)。奥顿堡最著名的,是对梵文佛典,如《大事》(Maha^vastu)、《天譬》(Divya^vada^na)、《百喻》(Avada^nas/ataka)等,作名词文体A(nominal style A)与僧侣圣典文体B(hieratic canonical style B)的分析,并认为文体B与巴利圣典的风格非常接近,亦较文体A为古。奥顿堡是第一个承担毕尔奴夫(En-gene Burnouf)未能完成的工作的学者︰要从梵、巴佛典的比较中建立起更原始的、也是双方所共通的基料来。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成果还有安尼斯特·温德殊(Ernst Windisch,1844~1918)所作的《佛陀与恶魔》(Mara and Buddha)、《佛陀之诞生》与《大事》(Maha^vastu)的组成等研究。至于奥顿堡,后来更论及二十世纪初年在中亚细亚发现的梵文断简。这些梵文断简的发表,与它们在巴利译、汉译、藏译中的对应资料比较,使近四十年的佛学研究有极大的进步。

最初两次的结集

奥顿堡对巴利文献的信赖,与他相信毗舍离结集的历史真实性及佛典的编纂早在这次结集之前有关。1879年,他校订的《大品》出版;在序文中,他考察了在王舍城(Ra^jagr!ha)和毗舍离这两次最初的结集的传承,结果刺激起学界在此后的数年间对结集问题作了一场非常热烈的讨论。这些不同的观点和文献,后来由《宗教与伦理学全书》(Encyclopae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s)中蒲仙(Louis de La Valle#'e Poussin)所写的一篇论文(vol.Ⅳ,1911)予以概述,但只是至1911年为止。这场得不到结论的论争,显出了在各种互相矛盾、冲突的佛教传承中获取可靠资料的困难。蒲仙自己在1905年亦发表了一篇关于结集的长文,他宣称如果不从汉译资料中探求,则不可能获得确定的结论。然而,即使是经过从1926年到1928年翻译及研究过汉译资料的尚恩·比尔萧鲁斯基(Jean Przyluski),和1946年的马赛尔·霍芬格(Marcel Hofinger)的努力,从最近的研究看来,这场论争仍不能终止。

佛教与婆罗门教的关系

奥顿堡在《佛陀》一书的序文中,有一章题作‘印度的泛神论与佛陀以前的厌世主义’(Indian pantheism and pessimism before Buddha),在里面他研究婆罗门教与佛教的关系。奥顿堡发现︰在古奥义书中的观念与佛教的密切相关。他引述《广森林书》(Br!ha-daran!yaka Upanis!ad)的Ⅳ. 4. 12节︰‘a^tma^nam% ced vija^ni^ya^t ayam asmi^ti puru-s!ah!,kim icchan kasya Ka^ma^ya sariramanusam%jvaret.’

法兰克林·爱瑞顿(Franklin Edgerton)的英译如下︰If a man should well under-stand the self,saying ‘I am It'-seeking afterwhat,fordesire of what,should be crave after the body?(The Beginnings of Indian Philosophy,1965)

(译者按︰原文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知道自我(a^tman),并说︰‘我即彼’,则他是否还会渴求形躯及其所欲、所爱?据Edgerton《The Beginnings of Indian Philo-rophy》,1965)

奥顿堡指出,这和佛教中的欲望、无知,和通过智慧以丢弃苦的观念都极相似(《佛陀》第二版,1890)。奥顿堡还特别注意到《加达迦奥义书》(Ka^t!haka Upanisad)──他认为这是一篇在佛教成立之前的文献──在这里佛教式的撒旦人物Mara(恶魔)是以Mr!tyu(死亡)的形式出现的。奥顿堡相信,佛教徒可能不知道婆罗门教教典,但是,他却毫不犹豫的断言︰佛教不止从婆罗门教那里承继了许多重要的教义,而且还承继了它的宗教思想与感情的氛围。

自从1881年以来,讨论奥义书与佛教的关系的书已有不少,但尚无清楚结论。1925年,蒲仙在他的《佛教》(Bouddhisme)一书的新版──初版在1909年──的绪言中批评这些对奥义书和初期佛教的关系的讲法有许多武断之言(见‘Sur les rapports des Upanis!adset du vieux Bouddhisme,on s'en tient a/ desopinions arbitraires’,中译︰‘对于奥义书和古代佛教的关系,可以看出有各执己见的倾向’)。蒲仙自己,对这问题却是缄口不谈;1930年,他刊行的《佛教的教义与哲学》(Le Dogme et la Philosophie du Bouddhisme),只满足于若干文献目录上的注。总之,这一问题意见纷纭,彼此相距很远,正如蒲仙所述︰以吠陀及婆罗门教为出发点的学者,认为佛教不过是婆罗门教的附属品︰业和轮回的道理,是婆罗门僧人发明的;宗教性的乞食生活,亦由婆罗门教开创;而‘涅槃’(nirvan!a)则不过为婆罗门教中nirva^n!a观念的一种无神论的变形。蒲仙就是使用这些字眼来描述一种极端的观点。至于另一极端,则是完全否认婆罗门教与佛教的观念有任何关联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大部份学者都是采取中间立场。

佛教与数论的关系

在《佛陀》一书的初版和二版中,奥顿堡否认佛教与数论哲学有任何相关。但毕尔奴夫在他的《印度佛教史概论》中,却早已论及佛教与数论的关系。他注意到,反映在十二因缘说中的佛教的基源存有论(Primitive ontolo-gy),与数论哲学十分类似。欧比力特·韦伯(Albrecht Weber)亦试图说明数论的‘谛’(tattva)与佛教的‘因缘’(nida^na)是同一的东西。但马克思·缪勒(Max Mu|ller)则坚决拒绝在数论和佛教之间有任何相似。然而,1896年,海曼·耶高比(Hermann Jacobi;1850~1937)所写的一篇文章,却使这个问题的论争变得尖锐起来。耶高比相信︰‘因缘’的概念是以古典数论以前的体系为基础的,当时的数论还未知道‘三德’(即萨埵,sattva、罗阇,rajas、他摩,tamas三德──译者)。此一体系后来由佛陀之师阿罗多迦兰摩(Ara^d!a Ka^la^ma)所授。有关阿罗多的教义,在马鸣(As/vaghos!a)的《佛所行赞》(Buddhacarita)的第十二篇中即有展示。

奥顿堡在《佛陀》一书的第三版中回答耶高比的理论(1897)。同时,他重新研究佛教与数论的关系问题。他的研究,见《佛教研究》(Buddhistische Studien,ZDMG,52,1898=Kleine Schriften,Ⅱ),及1915年他出版的一本有关奥义书的书(Die Lehre der Up-anishaden und die Anfa|nge des Buddhis-mus,《奥义书的教理与佛教的起源》,1915,第二版,1923),和1917年他发表的一篇数论体系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明白地表示佛教是受古典数论以前的体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