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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政策保证

作者:佚名 发表日期:2010-04-15 10:10:37 来源:互联网 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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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政策保证

   ——略论毛泽东的宗教政策思想
   王 兴 国
   提要: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正确的宗教政策作保证。党的宗教政策的基本框架是由毛泽东奠定的。其内容包括:充分肯定佛教的优良传统;坚定地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慎重处理少数民族中的宗教问题;注意处理宗教界中存在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十分注意团结宗教界上层人士。
   关键词:和谐社会  毛泽东  宗教政策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很多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条件,其中一项不可或缺的是党的正确宗教政策作保证。而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的基本框架是由毛泽东奠定的。
   毛泽东在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的一次谈话中说过:“有佛、道,不出入佛道是不对的。不管它,怎么行?”他批评韩愈不讲道理,而肯定柳宗元“出入佛、老,唯物主义。”在中国思想史上,一切有成就的思想大家,都是善于出入佛、老,吸取佛、老的思想精华,从而构建自己的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体系。柳宗元是如此,王船山也是如此,毛泽东又何尝不是如此。毛泽东少年时代曾信佛,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仍然十分重视对佛教和其他宗教的研究。毛泽东的这种重视,是基于以下观点:“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①]。为了做好团结广大人民群众的工作,他赞成一些共产党员深入信教群众,并且研究宗教(包括佛教)。在这方面,毛泽东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正是由于他善于出入佛、老,所以他不仅为我们党制定的正确的宗教政策,而且善于团结宗教界的上层人士。本文拟对毛泽东对于佛教的评价、他的宗教政策思想和他如何做宗教界上层人士的工作略作介绍。
   一、毛泽东十分重视佛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1953年,他在审定中国佛教协会章程时,在其宗旨部分加上“发扬佛教优良传统”八个字。那么,在毛泽东看来,佛教的优良传统是什么呢?
   首先,是肯定佛教“普渡众生”的教义。1955年3月8日,毛泽东在同达赖喇嘛谈话时说:“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意思。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渡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②]毛泽东还曾经把佛经分为上层的和劳动人民的两部分。他在1959年10月22日同班禅喇嘛谈话时说:“我不大懂佛经,但觉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朝时六祖(慧能)的佛经《法宝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③]毛泽东对佛经的这种看法,也是一种独特的视角。
   其次,是充分肯定佛教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毛泽东认为,不研究和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他曾经充分肯定唐僧取经对于接受外国的优良文化的意义。在1953年2月7日全国政协会议上说:“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优良文化的。我们的唐三藏法师,万里长征,比后代困难得多,去西方印度取经。”[④]1956年8月24日,他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又说:“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演些外国音乐,不要害怕。隋朝、唐朝的九部乐、十部乐,多数是西域音乐,还有高丽、印度来的外国音乐。演外国音乐并没有使我们自己的音乐消亡了,我们的音乐继续在发展。外国音乐我们能消化它,吸收它的长处,就对我们有益。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⑤]隋朝的九部乐和唐朝的十部乐,其中都包括“天竺”部,即印度音乐,这种印度音乐实际上是佛教音乐。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于佛教在中国文化史的地位是充分肯定的。
   二、坚定不移地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
   在建国以前的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就对宗教信仰自由作出过十分明确的规定。例如,在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第十三条就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障工农劳动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的实际为目的,绝对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被推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就将“宗教信仰自由”列入总纲之中。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1952年10月8日,毛泽东在接见西藏致敬团时指出:“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⑥]这就清楚地表明,只要宗教存在一日,共产党就要对宗教采取保护和坚持信仰自由政策,从而宣告了党的宗教政策的长期性和稳定性。
   毛泽东的这种思想,是建立在他对宗教本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的。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以后,他就一直十分重视如何正确对待群众的宗教信仰问题。在大革命时期,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指出,对于由农民树立起来的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不对的。”[⑦]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读李达所著的《社会学大纲》时,又特别注意原始宗教的三个来源,即自然支配、社会支配、万物有灵论。他认为,即使在阶级社会,宗教的存在首先还是由于认识论的原因。所以对于宗教决不能采取强制手段,禁止人们信仰。
   三、慎重处理少数民族中的宗教问题。
   民族问题往往是与宗教问题结合在一起的,能否正确处理宗教问题直接关系到民族团结。在我国56个民族中,除了汉族中有许多人信仰汉传佛教以外,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等是信仰藏传佛教的;而傣族、布郎族、德昂族、阿昌族、景颇族、拉祜族等民族的一部分人是信仰小乘上座部佛教的。由此可见,仅是佛教就与我国多个民族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只有坚持正确的宗教政策,才能正确处理好与各兄弟民族的关系。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团结广大少数民族,包括其上层人物参加抗日战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先后制定《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1940年4月)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的提纲》(1940年7月)。前一文件明确表明“尊重回族人民信奉宗教的自由”,后一个文件也明确指出:“尊重蒙古族风俗习惯、宗教、语言、文字,保障喇嘛庙,提倡与鼓励青年喇嘛参加生产,反对和禁止任何诬蔑与轻视蒙古民族之言论与行动。”
   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毛泽东十分重视对民族团结,特别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对达赖和班禅喇嘛的团结工作,更是十分细致和具体。1951年5月23日,经过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谈判,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十七条)。协议不仅解决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各项原则,而且解决了达赖与班禅长达数十年的矛盾。次日,毛泽东举行宴会,庆祝协议的签订。他在宴会上发表谈话,指出:“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满清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这种团结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⑧]1953年9月27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达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班禅当选为常务委员;在12月25日,班禅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达赖当选为政协常委。这年达赖才19岁,班禅才16岁。他们都成了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达赖和班禅在京期间,毛泽东多次勉励他们:你们是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担负着很重要的责任。你们两位都年轻,前途远大,要好好团结,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努力学习,大胆工作。我们要共同努力,把西藏的事情办好,把全国的事情办好。这样,西藏人民就会感到高兴。
   四、十分注意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严格划清宗教与反动会道门及混入宗教界内部的反动分子之间的界限。
   其一,是建国初期取缔“一贯道”的斗争,实质上是坚决打击邪教。“一贯道”作为一种反动会道门,是不同于宗教团体的一种封建迷信组织。宗教团体是由信仰某种宗教哲学和教义的人们,通过宗教教规或戒律结合起来的宗教组织。因此,就其性质来说,是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一种信仰组织。会道门则与之不同,它虽然也以一定的信仰为旗号,但往往是为着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而产生和存在的。会道门与宗教的性质绝然不同,但宗教特别是佛教,对会道门的产生却又有相当的影响。例如,一贯道也尊崇弥勒佛、观音菩萨。这种情况,在前些年出现的“”也同样存在。正是这种对佛、道菩萨或神仙的信仰,容易使人们将他们与一般宗教信仰混同起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就把取缔一贯道及其他反动会道门,作为镇压反革命、巩固新生红色政权的重要措施之一。在这一过程,毛泽东十分注意掌握政策,明确区分反动会道门与合法的宗教信仰组织的界限,从而不但使这一斗争取得了重大成就,也得到了包括佛教在内的各种宗教组织的支持。例如巨赞法师在1950年所写的《一年来工作自白》中说:“现在政府替我们把束缚着佛教的封建与迷信的绳索割断了,并且也把假借佛教名义,宣传迷信,使佛教蒙受不白之冤的种种邪教,如一贯道、九宫道、普济佛教会、普明佛教会等铲除了,佛教将从此跳出来,建立他自己的生龙活虎的新生命。”[⑨]
   其二,在镇压反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也十分注意贯彻党的统战政策和宗教政策。首先,他强调镇反工作也必须让民主党派和宗教界人士参加。其次,严格把握对待包括宗教界在内的捕杀对象的政策。指出“凡应杀分子,只杀有血债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并且规定“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⑩]
   五、十分注意团结宗教界中上层人士,并且亲自做他们的工作。如对佛教界的知名人士喜饶嘉措、巨赞、陈铭枢、赵朴初都有亲切的交往。
   喜饶嘉措(1883—1968),就被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誉为“爱
   国老人”、“藏族学者”。1951年初,喜饶嘉措到了北京,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亲切接见他。毛泽东还特意送给他一辆小汽车和几台收音机,供他使用。1957年6月,他参加了毛泽东召开的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当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资产阶级要改造,工人阶级也要改造时,对喜饶嘉措说:我这个人从前也是知识分子,各种思想都有。喜饶嘉措先生,你那个佛教我是拜过菩萨的,我朝过南岳,为我母亲还愿。我信过无政府主义……又信过康德的唯心论,你看我这个人多复杂。毛泽东的这些话,反映了他与喜饶嘉措的感情是很亲密的。喜饶嘉措曾出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在西藏和平解放的过程发挥了积极作用。1959年又坚决拥护政府的平叛政策。他还根据大量的历史事实,严辞驳斥了“西藏独立”的谬论。
   巨赞(1904—1984),也是一位著名的爱国高僧。1949年他就上书毛泽东和各民主党派,建议就佛教进行改革,并且提出了佛教实行“生产化”和“学术化”的口号。1950年9月,时在锡兰大学讲学的法舫法师,致信巨赞法师,建议征得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和李济深副主席的同意,请他们担任中国佛教的保护人。巨赞法师将此信转呈毛泽东。195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法舫法师给巨赞法师的信上批示:“共同纲领已予各种宗教以信仰自由的保护,不须要再说个人保护。”
   陈铭枢(1889—1965),是一位热心研究佛教的政治家和著名居士。1950年夏,他与在北京的一些佛教界和热心佛教事业的人士联合发起现代佛学社,陈自任社长,出版《现代佛学》杂志。新中国成立后,陈氏写了不少有关宗教政策和佛教教义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有的曾送给毛泽东审阅。1950年6月12日,毛泽东复信陈铭枢:“真如先生:尊著略读,不敢提出意见。惟觉其中若干观点似有斟酌之必要,便时再与先生商略。”这表明,毛泽东对佛教研究是十分重视的。
   赵朴初(1907—2000)。在喜饶喜措1968年逝世后,他就一直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有一次,毛泽东在接见赵朴初时说:“说是赵朴初,非是赵朴初,是名赵朴初。”赵朴初对毛泽东说:“您这是双重肯定,双重否定。”毛泽东这里使用的“是……非是……是”的句式,出自《金刚经》。这既说明了毛泽东对某些佛教经典比较熟悉,又说明了他与赵朴初之间的关系比较亲密。
   仅仅上述例证就足以说明,毛泽东是十分善于团结佛教界上层人士的。正是这种工作,使中国佛教等宗教在建国初期的发展,还是比较正常的。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毛泽东晚年错误给宗教界(包括佛教界)带来的损害。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承认,我们党的宗教政策的基本框架是由毛泽东奠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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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龚育之、逢先知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4页。
   [②] 陈晋:《毛泽东与中国佛道教》,《瞭望》1993年第8—9期。
   [③] 陈晋:《毛泽东与中国佛道教》,《瞭望》1993年第8—9期。
   [④] 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197页。
   [⑤]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52页。
   [⑥] 《人民日报》1992年11月22日。
   [⑦]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3 页。
   [⑧]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328页。
   [⑨] 《现代佛学》第1卷第1 期。
   [⑩]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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