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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朝对佛教的保护与限制政策

作者:佚名 发表日期:2010-04-15 10:11:31 来源:互联网 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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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朝对佛教的保护与限制政策

   高慎涛
   (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河南洛阳 471022)
   原载《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摘  要:宋朝建立后停止了后周的废佛运动,佛教得以迅速发展。许多佛教著作在谈及宋代佛教政策时,一致认为宋政府对佛教采取的是支持态度、保护政策。这一判断是感性和武断的。事实上随佛教的迅速发展,自仁宗朝对佛教试经、剃度等政策又渐趋严。宋代在佛教政策上吸收前朝经验,更加趋向于理性:一方面要发挥佛教有益政治的功能,一方面又要严格限制僧尼人数过多等不利因素。对待佛教的政策也因时局而不断调整,即有支持,又有限制,总体表现为理性的良性政策。
   关键词:宋朝,佛教政策,保护,限制,良性
   佛教经后周法难凋零待尽,至宋重新得以发展。僧尼人数在宋真宗天禧年间一度高达45万,这一数字是自唐迄元的顶峰。宋太祖建隆元年(960)诏以二月十六日圣诞为长春节,为庆祝诞恩,令诸州普度童行8000人。[①]《大宋僧史略》卷下载宋太宗即位后又肆行滥度,在太平兴国元年至七年中(976-982),共度僧尼多达17万。[1]( 252a)很多佛教史甚至据《佛祖统纪》卷四三云:“太平兴国元年,诏普度天下童子凡十七万人。”[②]言兴国元年一年度十七万人,实误。实际上是太平兴国元年至七年共度十七万人,即便如此也足以让人感到惊叹。庞大的数字使许多佛教著作在谈及宋代佛教政策时,一致认为宋政府对佛教采取的是支持态度、保护政策。这一判断是感性和武断的。宋朝建立前,历史上已经出现过“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灭佛、后周世宗灭佛),宋初统治者即知“佛法为中国患”的危害,也深谙佛教“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欧阳修《本论》)的历史现实。因此在佛教政策上更加趋向于理性,一方面要发挥佛教有益政治的功能,一方面又要严格限制僧尼人数过多等不利因素。如宋太祖时为了争取南方吴越等国,采取了一些十分有利于佛教恢复发展的政策,而随佛教的迅速发展,自仁宗朝对佛教试经、剃度等政策又渐趋严。宋代佛教与政府间有着微妙和密切关系,对待佛教的政策也因时局而不断调整,即有支持,又有限制,总体表现为理性的良性政策。一味强调帝王及士大夫的禅悦风尚,[③]只关注宋代朝廷的支持保护政策略是不够全面的。下文就检视一下各朝对佛教的保护与限制政策。
   一、宋朝对佛教的保护政策
   太祖即位之初,便解除了周世宗显德间(954-959)的废佛令,建隆元年(960)六月的诏书中说:“诸路州府寺院,经显德二年停废者,勿复置;当废未废者,存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建隆元年六月辛卯条)此诏书虽肯定了废佛的事实,但也是宋初平复“法难”的起点。乾德二年(964),诏沙门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贝多叶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建德五年七月”条)乾德三年沧州僧道圆游五天竺往返18年,偕于阗使者回到京师,太祖在便殿召见,垂问西土风俗;同年十一月,甘州回鹘可汗遣僧献佛牙、宝器。次年[④],遣僧人行勤等157人游历西域,并各赐钱三万。(参《宋史》卷二《太祖本纪》)可见太祖在位时把佛教作为一种外交手段,在对外沟通,收复吴越等国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抛开政治因素不谈,太祖本人也表现出对佛教的喜好,他曾以金银字写《金刚经》,召蕴法师讲演,诏超法师等入内诵金字大藏经,还曾手书《金刚经》读诵,并谓赵普曰:“不欲甲冑之士知之,但言读兵书。”[2](志磐:《佛祖统纪》卷51:451b)太祖乾德四年流配李霭事件宣告了佛教存在的合法,《长编》卷七(太祖)乾德四年(966)四月丁巳条:“河南府进士李霭决杖,配沙门岛。霭不信释氏,尝著书数千言,号《灭邪集》,又集佛书缀为衾,为僧所诉,河南尹表其事,故流窜焉。”这一事件是宋代佛教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是佛教存在合法化的有力明证,此后反佛之声虽然不断,至仁宗朝甚至形成一股排佛高潮,但终究不会影响到佛教本身的存在。太祖在位的不长时间内,采取了有利于佛教恢复的一些重要举措,尤其重视发展佛教文化发展事业。开宝四年(971)敕令益州开雕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汉文木版印刷大藏经,历经十二年刻成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的蜀版《大藏经》。其文化意义远远超出了佛教信仰层面。其后太宗支持佛教文化的政策可能即受太祖影响。太平兴国七年(982),太宗效法唐太宗支持玄奘译经之事设立译经院,中断了译经事业在宋代得以重新开展。宋代的译经质量远不能和唐代译场相比,太宗此意也可能含有粉饰朝廷之意[⑤],但译经院的设立对提高佛教地位及传播佛教信仰无疑有着直接意义。
   太宗时,佛教取得了较快发展,七年间共度童行十七万人即是明证。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四“太平兴国八年十月甲申”条记载,宋太宗相信“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并自负“朕于此道,微究宗旨”,赵普还恭维他“以尧舜之道治世,以如来之行修心”太宗端拱二年(989),开宝寺塔成,“诏直学士院朱昂撰塔铭,谓曰:‘儒人多薄佛,向中竺僧法遇乞为本国佛金刚座立碑(即菩提树下金刚土台也),学士苏易简为之指佛为夷人,朕恶其不逊,遂别命制之。卿宜体此意。” [2](志磐:《佛祖统纪》卷43:400b)苏易简虽没有落得如李霭般的下场,但所作碑终是被太宗弃而不用。真宗朝时,侍读孙奭请损修寺度僧,真宗曰:“释道二门有助世教,人或偏见,往往毁誉,假使僧、道辈时有不检,安可即废耶?”[3] (P7876)针对儒人辱佛,真宗祥符诏曰:品官毁辱僧尼,口称秃字者,勒停现任,庶民流千里。[2](《佛祖统纪》卷51:452b)真宗尝于咸平元年(998)御制《三藏圣教序》,[2](《佛祖统纪》卷51:402a)为调合儒佛关系,还曾御制《崇释论》,其略云:
   奉乃十力(佛有十力),辅兹五常;上法之以爱民,下遵之而迁善;诚可以庇黎庶而登仁寿也。又曰:释氏戒律之书兴周孔荀孟,迹异而道同,大指劝人之善,禁人之恶。不杀则仁矣,不盗则廉矣,不惑则信矣,不妄则正矣,不醉则庄矣。[2](《佛祖统纪》卷44,402a)
   真宗认为佛教戒律与儒家学说“迹异而道同”,其宗旨都在劝善禁恶,并以儒家五常配佛家五戒,此举远在契嵩[⑥]之前。赵恒并隆三教,而敬佛重法过于先朝,除《崇释论》外还亲自“撰述有《圣教序》、《法音集》,注《四十二章》、《遗教经》,一岁度僧至二十三万”。(志磐《佛祖统记》卷四十四)宋仁宗对佛教禅学有较高的修养,南宋马永卿说:“仁宗皇帝,道德如古帝王,然禅学亦自高远。仆游阿育王山,见皇祐中所赐大觉禅师怀琏御书五十三卷,而偈颂极多。……仰窥见解,实历代祖师之上。宜乎身居九重,道高万物。”[4](卷二)今观他与大觉怀琏禅师的偈颂往来,确然禅学修养自高。宋神宗称释氏为“妙道”,而禅则是其“妙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五“熙宁九年五月癸酉”条)《长编》卷二三三“熙宁五年五月甲”条有王安石与神宗的一段对话:
   安石曰:“……臣观佛书,乃与经合,盖理如此,则虽相去远,其合若符节也。”上曰:“佛,西域人,言语即异,道理何缘异?”安石曰:“臣愚以为苟合于理,虽鬼神异趣,要无以易。”上曰:“诚如此。”
   从中可以看出神宗与王安石对待佛教的开放性政策。
   南渡以后,国势日迫,对佛教的限制相对增多,但大体仍沿续了北宋朝对佛教的开放性政策。高宗对佛教采取折中态度,既不毁其教灭其徒,也不崇其教信其徒,而是“不使其大盛耳。” [3] (P7885)直到南宋朱熹集道学之大成的孝宗之世,孝宗谨守太宗、神宗家法,于淳熙八年(1181)专为驳斥韩愈《原道》而撰《原道辩》,得出了“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的结论,认为佛家五戒与儒家仁义礼乐本质是一致的。(《原道辩》见宋晓莹《云卧纪谈》卷下,《释氏稽古略》卷四,《佛祖统纪》卷四七“淳熙八年”条等)
   宋代只有徽宗崇道,以道代佛,不久徽宗被掠,故而影响不大。有宋一朝,太祖、太宗、仁宗、孝宗都表现出对佛教的兴趣,但绝无侫佛之现象。宋朝对佛教的支持保护政策,一言以概之则曰:缘于政治,用皇帝的话来说就是“有裨政治”,试看宋朝皇帝的言语:
   宋太宗以新译经典展示大臣,曰:“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而梁氏舍身为寺奴,布发于地令桑门践之,此真大惑,朕甚不取也。” (《太宗实录》卷二六,亦见《长编》卷三四太平兴国八年十月甲申条)
   真宗曰:“道释二门,有助世教。”(《辑稿》7876页)
   真宗曰:“佛教使人迁善,安可禁止。”(《佛祖统纪》卷51,《大正藏》卷49,452b。)
   孝宗论三教曰:“孔子教以治天下者,特所施不同耳。譬犹耒耜而织,机杼而耕,后世徒纷纷而惑,固失其理。或曰:‘当如之何去其惑哉?’曰:‘以佛修心,以老治身,以儒治世。’”(《稽古略》卷4,《大正藏》卷49,896a)
   宋朝皇帝的言语中清楚无误的传达出:佛教存在理由乃是与儒同归于治,或曰同归于善。保护佛教的理由在政治,也决定了限制佛教沙汰僧尼的理由也在政治。一旦佛教的过度膨胀有碍国计民生、社会稳定,宋朝统治者便会毫不犹豫地采取限制政策。
   二、宋朝对佛教的限制政策
   宋初佛教寺院大兴土木带来的劳资费财,僧尼过多引发的赋税流失等现象已引起上层注意。宋太宗时大臣田锡在《上太宗论军国要机朝廷大礼》所论第三大体中即反对:“佛寺道宫悉皆壮丽。”[5] (卷145:P164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下太宗端拱二年(989)八月条记载此事:“先是,上遣使取杭州释迦牟尼舍利塔置阙下,度开宝寺西北隅地,造浮图十一级以藏之,上下三百六十尺,所费亿万计,前后逾八年。癸亥,工毕,巨丽精巧,近代所无。知制诰田锡上疏谏,其言有切直者,则曰:‘众以为金碧荧煌,臣以为涂膏衅血。’上亦不怒。”(《长编》册2,页686)太宗对苏夷简指佛为夷曾颇不满,缘何对田锡的激烈不逊的用辞而不怒?真宗下面的一段话可作答语,真宗曰:“军国用度,不欲以奉外教,恐劳费滋甚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五景德四年二月条)寺院的费资亿万已经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开支,关系国防用度,田锡之斥已然击中时弊。田锡所言并非空言,由于太宗大量普度童行,僧夺农食的现象在至道年间已然突出。“建隆初,诏佛寺已废于显德中,不得复兴。开宝中,令僧尼百人许岁度一人。至道初,又令三百人岁度一人,以诵经五百纸为合格。先是泉州奏僧尼未度者四千人,已度者万数。天子(太宗)惊骇,遂下诏曰:‘古者一夫耕,三人食,尚有受馁者。今一夫耕,十人食,天下安得不重困?水旱安得无转死之民?东南之俗,游惰不职者,跨村连邑,去而为僧,朕甚嫉焉,故立此制。’”[⑦]仁宗朝僧尼数依然较大,“民去为僧者众”,不耕而食者多,相应之弊端也逐渐显现。据张洞奏:“今祠部帐至三十余万僧,失不裁损,后不胜其弊。”朝廷用其言,三分减一。(参《宋史》卷二九九《张洞传》)南渡后为筹军费、赈饥灾时有粥卖度牒者,此举虽有利于缓解一时经济之困,但高宗对此并不赞赏,高宗绍兴二十七年八月曰:“朕见士大夫奉佛,其间议论多有及度牒者,朕谓:自今田菜多荒,不耕而食者犹有二十万人,若更给卖度牒是驱农为僧,且一夫受田百亩,一夫为即百亩之田不耕矣。佛法自东汉明帝时流入中国,前代以来,非不禁绝,然不可废也。朕亦非有意绝之。所以[不][⑧]禁度牒者,正恐僧徒多则不耕者众耳。” [3] (P7875-7876)粥卖度牒,一牒所得不过一二百千钱,而一人为僧带来的一人不耕之祸则远非止于此。高宗眼光可谓深远。
   有鉴于佛教过度所导致的危害,各朝统治者在支持佛教发展时也不忘限制其不利因素,主要有以下手段:
   (一)禁止靡资废财及佛教“陋习”
   宋太祖开国初虽恢复佛教发展,如“乾德五年(967)七月,下令禁毁铜佛像。”(《宋史·太祖本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乾德五年七月”条)又有岁度童行八千,屡造佛寺等举动,但几乎在同时太宗也注意防范愚民信佛、大造佛像等所造成的危害:太祖开宝三年(970)又有《禁铸铜诏》:“民铸铜铁为佛像、浮图及人物之无用者禁之。” [6] (P130)又有《禁以铁铸佛家诏》:“塔庙之设,像教所宗;耕农之设,生人是懒。而末俗迷妄,竟相夸诱,以至施耒耜之器,邀浮图之福;空极劳费,谅乖利益。自今两京及诸道州府寺舍,除造器用道具外,不得以铁铸佛像,仍委所在长吏,常加查访。” [6] (P140)此令较前令明显严格了许多。仁宗康定元年(1040)还禁以多箔装饰佛像。(《宋史·仁宗本纪》)佛教自外土传入,僧尼许多习惯不合儒家规范,比如死后火葬即不为中土接受,对此太祖建隆三年三月《禁火葬诏》曰:“王者建棺椁之品,建封树之制,所以厚人伦而一风化也。近代以来,遵用夷法,率多火葬,甚衍典礼,自今宜禁之。” [6] (P25-26)宋代译经院所译多为密教典籍,而这些典籍所反映的思想,往往与儒家传统观念相悖,所以太宗、真宗等都曾诏令不准翻译此类经典,有些经典甚至刚译出便旋遭焚毁。为防止佛众乘聚众之机煸动闹事,太祖开宝八年(975)四月丁酉明令禁止灌顶道场、水陆法会、夜集士女等诸种活动。并指责其深为亵渎,无益修持。[7] (P861)
   (二)严格限制僧尼、寺院数
   佛教过度膨胀最突出的表现即为寺院与僧尼人数的激增,寺院多则侵夺民财、靡废资产;僧尼众则耕者少、食者众。一系列的不良后果也会由此而引发。控制僧尼数量是限制佛教发展最有效的手段,僧尼的减少又会直接限制寺院规模的缩少和扩建。宋代在此项工作的开展上并未采取粗暴方式[⑨]毁教灭佛,而是采取了一种温和手段,即在提高度僧条件,减少剃度人数等措施基础上,通过僧尼的自然死亡以达到减员目的。譬如:
   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四月甲申有《放僧数目诏》,规定70-130人中每年放1人。[6] (P151)仅隔数月的开宝六年十二月《限制度僧尼诏》则每100人只许度有经业童行1人。并且严格要求诵经一事:“释门崇教,实自前王;岁试度人,宜有定数。苟诵持之未至,则行业何以亲?” [6] (P159)度僧人数渐趋严格。上两诏同年发布,并令祠部监督,凡在官方数字之外私度的,须勒令还俗。(上两诏亦见《宋大诏令集》页860)
   两浙、福建等地自前朝以来统治者多支持佛教发展,五代乱世亦未受影响,因而佛教发展最为滋盛。太宗时专门加强江南、闽浙的剃度标准:“太宗至道元年诏江南、两浙、福建僧尼,今后以见在僧数每三百人放一人。”“尤是泉州奏僧尼未度未四千人,已度万数,天子惊驳曰:令一夫耕十人食,在下安得不重困,故立此制。”[3](P7876)三百人岁度一人的标准要远远高于其他地方。
   除放行人数上紧缩名额外,朝廷还在出家受戒条件上大做文章,逐渐提高出家门槛。真宗咸平三年(1000)四月诏:尼年十五,僧年十八方许剃度受戒。[3](P7877)同书载仁宗天圣八年(1030)三月诏:应男子愿出家为僧道者,限年二十已上方得为童行。[3] (P7882)此外文化水平也成为为僧尼的必须条件:“太宗雍熙诏天下系帐童行并与剃度,今后读经及三百纸,方许系帐。” [2]( 《佛祖统纪》卷50:452c)后来太宗因得知泉州僧尼已度万数,未度仍有四千,大惊,因而又在读经基础上要求念经,进一步抬高了出家条件。
   (三)加强行政干预
   宋代佛教是中国佛教史上较发达时期,真宗时在全国设戒坛72所,广度僧尼,至天禧五年(1021)已有僧397615人,尼61240人,寺院近五万所。[8](P407)如此众多的僧尼、寺庙,如不加强管理,势必芜杂不堪。宋廷的行政干预主要有僧官任命考试制、僧尼逐年系账制、寺观都籍制。
   僧官的任命考试制是宋代官制、科举制在僧官体系中的体现。宋代在东西两京设置有中央僧官机构的左右街僧录司,掌管教门公事。北宋僧官司由左、右街僧录、副僧录,讲经首座,讲论首座,鉴义等十人,并按以上高下顺序组成。南宋基本模式同前。(《宋代佛教政策论稿》引高雄义坚,页80)白文固认为中央僧官除十员外,还有非实职的恩宠性的都僧录一职。指出宋初官制的正官与使职差遣的分离,也渗入至僧官体制中,即在僧官名外带“管教门公事”等差遣名,方理僧司事务,否则徒为定等阶、别资历的荣誉衔。[9] (P158-170)僧官在升迁上引入了考试制,《辑稿》7874页曰:“(大中祥符)三年(1010)闰二月,命知制诰李维、直史馆路振、直集贤院祁暐,宿于中书,出经论题,考试左右街僧官而迁序焉。”仁宗时考试制曾短暂废除,但后来还是“著令僧官有阙,命两街各选一人,较艺而补”,恢复了考试制。英宗时,考试制虽未废除,却仍承受来自内臣和权要干预的巨大阻力。到神宗、哲宗时代及其后,北宋中央僧官的任命考试制虽略有改进,如《长编》卷四八九哲宗绍圣四年七月甲子条:礼部言:今后遇们职有阙,所出试题,以大议七道、墨义三道考校,通取文理优长。从之(册19,页11611-11612)可见此制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进入稳定实行期。[10] (P99-100)
   宋代对僧尼的管理继承了前朝系帐制,《大宋僧史略》卷中《僧籍弛张》条曰:“今大宋用周显德条贯,三年一造,著于律令也。” [1] (P248a)《宋会要辑稿》7875页曰:“凡僧道童行,每三年一造敕,上祠部,以五月三十日至京师。”但在此基础上宋代又发展出一套逐年系帐制,太祖开宝六年诏:“应诸道州府管内僧尼,自今逐年据账,每一百人只许度有经业童行一人。”[6](册一卷六:P151)可见为了及时了解僧尼动态,宋代在三年一造全帐的基础上又实行逐年供帐的作法。[10] (P140)
   都籍是宋代对寺观实行管理的制度。宋微宗时,各地僧账上报朝廷后,朝廷在此基础上再造一种账籍,即所谓都籍,概将各州县账籍中的寺观内容单独剔出,归于都下、几辅、诸路的纲目之下,并可能汇总了全国和各地的寺观情况。[10] (P142-143)
   ,宋政府对僧尼、寺院的管理非常严密,在以世法籍僧上力度大于前代,宋政府对佛教事务行政干预的强化,有利于政府对佛教事务的掌控,保证了佛教不致过度泛滥。
   事实证明,宋代政府温和的限制政策是行之有效的,兹据《宋会要辑稿》道释11之13-14,列北宋僧尼数简表如下:
   朝代
   天禧五年
   景佑元年
   庆历二年
   熙宁元年
   熙宁八年
   熙宁十年
   僧数
   397615
   385520
   348108
   220761
   203502
   202872
   尼数
   61239
   48742
   48147
   34037
   未详
   29692
   (北宋僧尼数简表)
   僧尼数在真宗朝达45万后,在政府干预下人数逐渐下降,至神宗朝约为20万,下降近一半,此后各朝数字均稳定在20万左右。
   三、结论
   综上可见,宋朝政府对佛教采取的是既保护又限制的双重政策,体现出政策的灵活性和开放性。宋代虽时有限制佛教发展的政策,但绝无大规模毁寺灭佛、强行沙汰之举。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六月乙亥虽曾下令毁天下无额寺院。(《宋史·仁宗本纪》)但从施行效果来看是不尽如人意的,景祐间43万多的数字足以说明毁寺力度极小。再则从仁宗本身“禅学亦自高远”这点来看,也不会有大力度的毁寺灭佛之举,这从仁宗此年的举动中也可得到证明:1034年十二月癸酉,仁宗赐西平王赵元昊佛经。(《宋史·仁宗本纪》)此事足见当时佛教未受沉重打击。实际上无额寺院在仁宗朝依然大量存在,司马光《上仁宗乞罢寺观赐额》载:
   臣伏睹近降赦节文:“应天下系帐存留寺观院舍,自来未有名额者,特赐名;其在四京管内者,虽不系账,今日已前盖到舍屋及百间以上者,亦赐名额。“……乞更不施行。[7] (P906-907)
   系帐是寺院获赐额的前提,不系帐则不能取得合法存在的依据。司马光所提到的节文是仁宗嘉祐七年(1062)九月辛亥颁(见《长编》),文中提及的寺院虽有系帐但尚有没有赐额,更甚者就没有系帐,完全是不合法的寺院,对这些不合法的寺院仁宗竟然也要给以赐额,故而司马光对此作法表示了强烈反对。由此可见20多年前的敕毁无额寺院的政令几同一纸空文。
   宋代限制佛教的政策虽有所奏效,但作为施政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宋代庞大的僧尼数和寺院数远远超出前代。以发展兴盛的唐代而论,僧尼数和人口数比例约为1:322,而宋代比例最高时曾达1:43,即使在僧尼人数较少的英宗、神宗、高宗时也达到1:100人左右。兹考虑到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姑且按二、三倍于唐代论,则宋代僧尼的合理范围约在100或150人中可有一名僧尼。此临界数只有比值最低的神宗熙宁朝(1:109)略为符合,其他时间则远远超标;通观两宋,平均比例也在1:60左右,也已大大超过临界数。[10] (P167-172)此外宋政府本意为限制僧尼出家所采取的试经等文化限制,在客观上反而提高了僧尼的文化水平和整体素质;而在僧尼管理上的僧官考试任命制、籍僧等世俗作法也加强了世间与出世间的交融。总而言之,良性的佛教政策,使宋代僧尼人数骤增,大大超过前代,僧尼文化水平也普遍较高,为宋代佛教发展提供了良好空间。
   [参 考 文 献]
   [1]大正藏(卷54)[Z].台北:佛教陀教育基金会印,1990.
   [2]大正藏(卷49)[Z].台北:佛教陀教育基金会印,1990.
   [3]徐松辑: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97.
   [4]马永卿.懒真子(卷2)[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63册.
   [5]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6]全宋文[Z].成都:巴蜀书社,1988.
   [7]宋大诏令集(卷233) [M]:北京:中华书局,1962.
   [8]杜继文主编.佛教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9]白文固.中国僧官制度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
   [10]刘长东:宋代佛教政策论稿[M].成都:巴蜀书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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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释氏稽古略》卷4:“帝(太祖)屡造佛寺,每岁度八千人。”《大正藏》卷49,859a。
   [②] 如杜继文主编《佛教史》第406页即持此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③] 宋代帝王除徽宗抑佛外,余皆不同程度表现出禅悦倾向。真宗虽好道,但亦好佛。
   [④]《释氏稽古略》卷4:“丁卯乾德五年诏,秦凉既通,遣百人往西域,求佛经法。”(《大正藏》卷49,859c)《宋史》记为乾德四年。
   [⑤]《镇州龙兴寺铸像修阁碑》:“今公帑有羡财,国廪有余积,可以营佛事、创梵宫。”见王昶辑:《金石萃编》册4卷125,中国书店,1985年版。
   [⑥]《释氏稽古略》卷4:“明道间……遂以五戒十善通儒之五常,著为《原教》。”
   [⑦]《宋会要辑稿》第7876页载此,但语句不全。今依《曾巩全集》卷49《本朝政要策·佛教》部分补齐。
   [⑧] 此处当为衍字。
   [⑨] 仁宗时曾下令毁无额寺院,但实际并未真正严格执行,详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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