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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佛教政策

作者:佚名 发表日期:2010-04-17 10:12:11 来源:互联网 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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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佛教政策

 隋朝的统一,结束了近三百年的战争和分裂局面,给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了相对和平稳定的生活,一时曾出现“户口滋盛,仓库盈积”的升平景象。但战争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相当复杂,新的社会问题又不断产生。隋王朝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在采取各种政治措施的同时,提倡佛教,把佛教作为重要的工具。
   开皇元年(581),隋文帝杨坚即位,诏令在全国范围恢复佛教:“听任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致使“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经籍志》,《隋书》卷三五)。文帝在位二十年间,共“度僧尼二十三万人,立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写经四十六藏,一十三万二千八十六卷,治故经三千八百五十三部,造像十万六千五百六十躯”(《释迦方志》卷下)。
   据载,杨坚少时受尼姑智仙的养育,“年至十三,方始还家”(《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乙)。故于即位后,他“每以神尼为言,云:我兴由佛”(《舍利感应记》,《广弘明集》卷十九),于是着意复兴佛教。开皇十三年(593),他更说:“弟子往藉三宝因缘,今膺千年昌运。”这当然是神化自己政权的说法,不可轻信。因为事实上,隋王朝的复兴佛教当有其更深远的考虑。
   南北朝后期,佛教在北方地区已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北周武帝废佛,使“三方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历代三宝记》卷十一)。从国计民生着眼,这是必要的措施,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佛教已成为广大民众普遍信仰的情况下,粗暴的行政手段,往往激发出信奉者更为强烈的宗教感情。宋人宋敏求曾指出:“隋文承周武之后,大崇释氏,以收人望。”(《长安志》卷七)这就相当准确地揭示了杨坚复兴佛教的基本政治意图。
   此外,早在北朝时期即已经出现的流民问题,至隋初更为严重。流民人数约近总人口的一半,这对恢复和发展经济是一大障碍。为此,隋文帝曾数度声势浩大地招揽逃匿僧侣出山。如开皇十年(590),下诏听许私度僧尼出家,一次受度者达五十余万人,从而使非法的流亡者取得合法地位。这种措施带有明显的召致流民归土的经济意向。
   与此同时,隋文帝更致力于传统儒学的复兴,把儒家思想作为最根本的统治思想。公元589年,文帝下诏伐陈,所述理由全以传统的政治伦理观念为基本依据。隋初他重用儒士,在礼部尚书牛弘的支持下,设立太学,并注意收集散佚民间的儒家经典。据载,当时百姓“负籍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隋书》卷七五)。591年,文帝下诏曰:“朕位在人王,绍隆三宝,永言至理,弘阐大乘。”(《历代三宝记》卷十二)就是说,他是以“人王”的身份来复兴佛教的,所以佛教必须树立皇权至上的观念,忠实地执行“为国行道”的义务。文帝在给天台宗领袖智□的一封敕书中,明确申述了这一指导思想,要智□“奖进僧伍,固守禁戒”,“宜相劝励,以同朕心”(《国清百录》卷二)。他在京城兴建了具有“国寺”性质的大兴善寺;又以学问僧组成“二十五众”,作为国家管理全国僧尼和领导佛教方向的中心。又于相州战地建伽蓝一所,为在战争中死去的亡灵追福,将造寺活动与政治目的联系起来。文帝在位期间,佛教被严格控制在封建王权之下,寺院和僧侣之数远低于南北朝时期。
   此外,为配合统一的政治形势,隋文帝接受历代帝王崇佛或废佛的经验教训,试图建立以儒学为核心,以佛、道为辅助,调和三教思想的统治政策。他宣称:“门下法无内外,万善同归;教有浅深,殊途共致。”(《历代三宝记》卷十二)据此,他提出要在儒家崇拜的五岳建造佛寺。他又说:“朕服膺道化,念好清净,慕释氏不二之门,贵老庄得一之义。”(《历代三宝记》卷十二)对于道教也采取容纳态度。在这一背景下,李士谦的“三教鼎立”说和王通的“三教合一”说便应运而生。李士谦认为,三教的关系,犹如“三光在天,缺一不可”(刘谧《三教平心论》);王通认为,三教都有助于封建统治,故有待“皇极之主”,以“共叙九畴”(《中说·周公》)。这些主张,成为隋以后统治者处理三教关系的主要方针。
   由此可见,隋文帝复兴佛教,是在以儒家思想为根本统治思想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一政策,对于隋初统一国家的重建,民族矛盾的缓和,南北文化的交流等诸方面起过积极作用。但在文帝的后期,逐渐“不悦儒术,专尚刑名”,进而沉湎于佛教,从而失去原先对佛教只在利用的本意。
   隋炀帝杨广在历史上以暴君著称,但为了掩盖他凶残暴逆的真实面目,也对佛教采取扶持利用的态度。隋平陈时,身为晋王的杨广“深虑灵像尊经,多同煨烬;结鬘绳墨,湮灭沟渠。是以远命众军,随方收聚”(《辩正论》卷三)。并亲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表示对佛教的保护。平陈之后,杨广于扬州命人整理旧经,并写新本,合六百一十二藏,二万九千一百七十三部,九十万三千五百八十卷;修治旧佛像十万一千躯,铸造新佛像三千八百五十躯;度僧尼六千二百人。另一方面,他又对佛教严加控制,使其绝对服从皇权的需要。590年,杨广把江南宗教界有影响的和尚、道士集中到扬州,受其支配;607年,即篡位后的第三年,他更下令沙门致敬王者。
   隋炀帝的佛教政策,在他与高僧智□的特殊关系中更能清楚地得到反映。591年,杨广慕智□之名,招请他来扬州,赐“智者”大师称号,智□则回授杨广“总持菩萨”的法号。其后,杨广又一再邀请智□前往扬州,为他主持授戒法会,撰写《净名经疏》等。由于智□并不乐意为隋王朝服务,处处表现出貌合神离的情绪,乃至公然与之对抗,从而受到杨广的严密监视。595年,杨广在手书中明确要求智□“率先名教,永泛法流,兼用治国”(《国清百录》卷二),即把名教置于佛法之上,维护国家的秩序,警告他务必放弃与新王朝的对立态度。同时,智□也清楚地意识到,“王秉国法,兼匡佛教”(《国清百录》卷三),佛教最终要屈服于王权。所以他又说:“今王途既一,佛法再兴。谬课庸虚,沐此恩化;内竭朽力,仰酬外护。”(《智□传》,《续高僧传》卷二一)表示希望通过王权的外护以保证佛教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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