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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佛教慈济看公益环境营造

作者:佚名 发表日期:2010-09-08 09:53:05 来源:互联网 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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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9月21日中国台湾地区发生大地震,一夜之间山崩地裂河山变色,居民家园全毁,哀嚎遍野。在地震发生的深夜两点,第一时间赶赴灾区现场抢救的不是军方,也不是医院,而是一家叫慈济功德会的慈善组织。令人吃惊的是,慈济功德会的反应速度不仅最快,同时也是最有组织、最有效率的救援队伍。在灾区现场,当前赴后继的救援力量陆续赶到时,穿着蓝色上衣白色长裤制服的慈济功德会成员已经分工完毕,他们已经设立指挥中心,各小组分工并进,医疗的医疗,野炊的野炊,搭帐篷的搭帐篷,运送物资的马不停蹄地穿梭,极少出现混乱,快速的动员能力还令台湾军方引为研究对象。

    中国台湾山高水急,地质脆弱,每年夏季都遭到台风的摧残。2004年夏天,台风袭扰特别严重,分别在台湾中部和北部造成土石流和洪水灾害。慈济功德会立刻成立救灾指挥中心,在各地设立服务站,供应热食、救助金、发放紧急救难物资。不仅如此,平时分布在社会各个角落的慈济会员,在生活中不断帮助陷入苦难的百姓,通过深入民间的力量,慈济功德会不仅在非常时期参与救灾,还在日常生活中排忧解难,协助贫困学生就学,照顾穷困老人,在医疗、丧葬、慰问、房屋修缮等范围内,发挥慈善力量,他们锲而不舍地沟通,解除被救援者的心里障碍,给处于困难中的百姓实际帮助。慈济功德会除了在中国台湾,还在海外39个国家拥有256个以上据点,将爱心输出到全球。

    是怎样的力量让台湾的慈善组织有如此强大的能力?是怎样环境让台湾的慈善团体能够如此蓬勃的发展?

                              世界银行和民间力量

   谈到慈善事业,就不能不提到一个称呼──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NGO)、非盈利组织(NPO)或是民间组织,尽管称呼不同,但都是协助政府与社会的力量。在政府能量有限的情况下,民间组织能凝聚具有相同理念的民众力量,它使百姓尊重法治,促进社会稳定,对政府来说,还可以通过非政府组织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与利益,降低资源成本。台湾的公益组织大都是民间组织,几乎所有公益事业都是源自于非政府组织的力量。

    台湾近20年以来,不断完善民间组织相关的法律配套,由台湾地区的政府管理,并且政府对宗教团体办慈善和公益事业采取鼓励的态度。比如政府不断修订宗教团体管理办法,在政策上拟订公益慈善奖励规定,经常举行公益慈善活动观摩会、座谈会、走访宗教团体、对公益慈善成效卓著单位给予表扬等。

   在推动中国台湾地区公益事业上,世界银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世界银行成立的宗旨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因此也一直很积极地推动台湾民间的非政府组织运作。其方法是举办说明会、研讨会,观摩会等。过去近10年,台湾在世界银行的帮助下逐渐完善公益事业的基础配套建设。

   乐善好施、急公好义是中国传统美德。在古代,社会显要有济弱扶倾与造桥铺路的慈善传统。在现代社会中,大众开始有能力发挥这种急公好义的侠骨心肠,力量更大,覆盖面更广。对于慈善捐款,代表社会公权力的政府有管理监督的责任。政府对公益团体募集的善款,强制性地规定其采取公开透明的方式管理,使爱心能发挥最大功效。中国台湾地区的政府也和其它地区政府一样,试图以法律建设帮助公益活动规范化。法律建设对促进社会公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旦有完善的法律来支持导引公益活动,便可以在社会发生重大变故的时候,使民间力量更有效地运作。

   如果民间热烈捐助,而善款项目因没有完整的法源加以规范,为不肖人士利用,就容易流于腐败,加上媒体的不断宣传,这种慈善就等于诈骗,不良影响就非常深远了。因此捐款活动在法律上的规范化是刻不容缓的事。

                        中国首部捐款法诞生于台湾

    考据中国台湾规范公益活动的法律,要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对日抗战期间,国人爱国情绪沸腾,到处有人举行抗日救国募款,为了防止款项被滥用,于是有了中国第一部关于捐款的法律规定。一直到2006年,中国台湾使用的《统一捐募运动办法》还是1942年5月2日由当时的中国政府所发布的,它以防范捐款活动泛滥及杜绝敛财为目的。但将近70年前的法律条文对当今的台湾社会来说内容过于简单,没有强制力,在现代社会中已起不到防弊的功能,套用在当代公益活动中,往往反倒成为阻碍,变成政府管理的障碍。有鉴于此,中国台湾政府通盘检讨,认为重新建立一套法律规范实有必要。到了2006年,台湾终于出台了新的公益活动相关法律──《公益劝募条例》,至此台湾的社会福利事业、教育文化事业、社会慈善事业、对外人道救援有了新的规范,同时,前后还分别出台了《公益劝募条例施行细则》与《公益劝募许可办法》作为法案施行的配套建设。

   对于发起募款的行为,中国台湾政府基于奖励与辅导的立场,督促公益团体公开透明财务运用,引导公益组织建立社会公信度,强化各项资源运用的专业能力,避免社会资源在混乱的分配上形成浪费。

    中国台湾的慈善募捐法律在几方面规定得非常细致,比如在募款活动方面,要求必须要对社会进行公告、并鼓励大众共同监督调查。它同时限制非公益团体以外的单位及个人进行募款活动。在管理上,采用的是“低密度管理,高密度监督”的方法,也就是对于募款项目尽量开放,而将精力放在监督运作上。

   世界银行也不断给予培训与协助,使得台湾对非政府组织运作有了较全面的认识。世界银行鼓励非政府组织向政府提出报告,协助政府了解情况,以便制定更完善的政策。政府对非政府组织也要加以规范,使非政府组织能灵活运作,并且提高非政府组织的标准,使其能发挥较大的功能,得到民众的尊重和认同。

    世界银行理想中的图景是,公益组织应该对公众负责任并在组织和财务上维持透明,法律是为了规范和确保这种原则。所谓负责任和透明化,是要对社会公众履行,而不只是对政府。但目前台湾还没有一套针对NGO的单行法律。有关专家担心,如果去推动修法或立法是否会限制目前台湾活跃的民间团体发展,立法的内容也一直引起关注这个问题的专家的思考。

                             台湾民间组织蓬勃发展

   台湾民间团体数量非常多,几年前,仅高雄市登记在案的社团就有1130多个,有半数以上为公益性质,这些团体是在半松半紧的管理情况下自行成长。

   几年前台湾相关人士开始积极推动志愿服务法。在1999年的大地震中,台湾观察家们发现,志愿者虽然数量不少,但不够专业,分配失衡,无法有效服务。事实上,志愿者平时应该接受专业训练,也应按需求分配有效整合。台湾在志愿者服务方面,缺乏法源基础且志愿者单位各行其是,变成多头马车,乱成一团。为了解决这一困境,台湾在2001年1月20日出台了《志愿服务法》,对志愿者服务工作进行管理。现在台湾志愿者的服务领域相当广泛,力量也得到了控制。立法以来,截至2007年底,台湾全岛志愿者团队有1880支,志工人数近11万人,组成人员包括家庭主妇、青年学生、劳工、公职人员、离退休人员及技术人员,服务时数达到1268 万5346小时,相当于提供6098人之专职人力,对提升社会福利服务品质,颇有帮助。

宗教团体领头公益组织

   由于对于民间团体的松绑,加上媒体、宗教团体的严密监督,台湾公益组织蓬勃发展,尤其是宗教团体,较为著名的有四大山头即:证严法师的慈济功德会、星云法师的佛法山、圣严法师的法鼓山和惟觉法师的中台山。

   这些佛教团体是在日本战败台湾回归祖国怀抱时从被日本化的佛教中发展起来的。经过60年的发展,如今它们已经深入台湾社会,变成司法之外维持社会治安的一股约束力量,同时也是政府公权力延伸不到之处的互补机制。台湾佛教史专家、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江灿腾认为:“工业化之后的台湾社会,为现代人的心灵所带来的疏离感,迫使每日熙熙攘攘在都市里求生活的上班族,对探讨人的内心世界感到有迫切的需要,而禅学讲求心法和解脱的技巧,相当符合都市人的需求,再加上各种媒体的渲染,顿使学禅坐禅变成既时髦又有智慧的商品。”江灿腾博士描述的这些现象对台湾公益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汶川地震之后,“慈善”一词在内地变成了一个流行词汇,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王石、马云、刘德华、李连杰、姚明等人被网友指责,捐款数额变成了舆论关心的中心,企业和个人一旦公布了捐款数额,其动机和能力就被怀疑,慈善变了味。

                            到底我们需要怎样的慈善规范值得探讨。

    反过来看中国台湾,宗教团体发起的慈善活动,动机较少被怀疑,较为严格与完善的监督机制使这些活动的社会信用度较高,宗教团体平时持续的公益活动也降低了民众对其动机的怀疑程度。以慈济为例,慈济功德会平时除了就是“哪里有需要到哪里”,主要协助范围包括医疗、骨髓捐赠、教育、社区、环保、人文等项目;慈济不仅有自己的医院,还有以慈济为名的学校,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有着一路善济天下的完整观念。它还有社会教育中心、语言教学中心、健康传播中心等,可谓“完全化教育”。同时台湾的公益募捐法主张尊重捐赠人“量力认捐的自由”,法令中特别要求募款行为不得以强制摊派或其他强迫方式进行,亦不得向职务上或业务上有服从义务的人强行募款。最重要的一点是,法律规定募款必须要汇入“专款专户账号”,接收公众监督,有效降低了不当挪用的可能。

   如果没有社会的普遍认可,慈济功德会不会有目前的声誉。从四川地震、缅甸、印度尼西亚的灾难,再追溯到内地1991年的洪灾,甘肃的旱灾,泰北、车臣、北朝鲜、伊拉克、阿富汗等地的战争灾难,人们都可见到慈济人“蓝天白云”的制服穿梭其间。对于受灾地区,慈济除了提供粮食、衣被、药品的紧急援助外,还建房屋、协助开发水源、提供义诊,它在援助的过程中不断传达出来的是“尊重生命”的单纯理念,从不涉及此外的任何立场。据说由于其广泛影响,目前全球会员已达500万之众。

   台湾地区有关公益慈善活动的其他配套政策和措施,也已相当完善,有些细腻到令人咋舌的程度。比如有学界专门去研究公益团体的信息化程度。他们认为,社福组织受制于经费有限、募款不易等因素,往往信息化不足,而在知识经济的社会中,信息科技对信息公开与分享提供便利,正合乎公益团体的需要。运用信息科技管理,可为公益组织带来许多好处,在服务项目管理及策略研究上能建立知识系统,进而在服务的工作上发挥更大效益。台湾公益团体便是在产、官、学各界这样的协助下,取得了较大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