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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式新闻与大爱电视的传播理念

作者:佚名 发表日期:2010-09-07 10:42:31 来源:互联网 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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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愈加多元,媒体愈加开放,进入到90年代的传媒环境,需要的似乎是一种视野更为宏大的新闻理念,更具创造性与建设性的媒体之于公共利益是建构式的新闻学。其根本理念是,所有的思想、报导都是为了建构一个更为理想的社会。

过去多数媒体总企图追求自由主义式的公正客观,让所有的意见得到发言空间,各抒己见,媒体本身则不做评论、不赋予意见、不做任何所谓主观的涉入与看法的表达。媒体躲避报导所可能导致之任何社会后果,一味强调中立客观。如前所述,绝对的公正客观并不可能,媒体作为社会公益的守护者,应该有其看法、观点,并且认真思索这些观点如何才是对社会有正面意义的,对全体社会创造最大的公益。所以,媒体一切的报导不只是传达有用的讯息、提供发言的空间,或提出解决问题的管道,它更要协助去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要做到这一点,记者首先必须放弃生冷的价值中立角色,亦即旁观而不涉入。

假设一个记者在海边采访,拍摄海边的海浪,正当全神投入拍摄过程中,突然看到一个少女跳海自杀,在海里沉浮,这个时候记者要先拍还是先救?这是个抽象的问题,但在实际的新闻经验中的确发生过。

2000年发生在台湾中部的巴掌溪事件,四位工人在工作中遇到山洪爆发,河水突然暴涨,让四位工人困在河流之中,记者闻讯立刻前往采访,当时河流湍急,除了直升机几乎无法救助这四位困在湍流中的工人,眼看河水不断暴涨,情况十分紧急。由于警方缺乏直升机,因此向某军事单位调用直升机,但该军事单位以不符合行政规定为理由拒绝出动直升机。记者在旁也知道这个状况,但是记者忙着打电话,寻求更多的现场直播车来转播,没有一个记者愿意或想到要打电话给这一个拥有直升机的军方单位,告诉该单位主管排除万难,务必派直升机救人第一。但是记者只负责报导,参与救灾本来就不是记者的主体任务。其实只要记者打电话给该单位主管,该主管在记者压力下极可能立刻派出直升机,但记者宁愿调更多的直播车来,也没有人愿意或认为有义务协助调派直升机。就这样,在集体的冷漠中,四位工人在众目睽睽下,在二、三十部现场摄影机,十多部SNG直播车,以及将近一百位记者全神贯注的记录见证下,在数百万观众的凝视中,被河水冲走了。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新闻尊严最大的讽刺和伤痕。

这是我们当今新闻工作者的逻辑,看到有人溺水,第一个反应是先拍下来,救人得等别人救;毕竟记者只负责拍摄采访,有人救援记者作忠实记录,没人救或救不起来也忠实记录,救与不救都与记者无涉。这就是当代新闻记者所信奉的中立、客观、忠实报导。

在美伊战争期间,有一位台视记者蒋任,在慈济约旦志工陈秋华的陪伴下,采访慈济人如何在约旦与伊拉克边境照顾、帮助战争中的难民。蒋记者在采访中看见一位老人家在零下两度的沙漠里,没有鞋子穿而用塑料套裹住脚,蒋任便将袜子脱下来给老人穿上保暖。因为记者的心中有着美好与良善,于是他所制作出的新闻便必然呈现与彰显人性的良善与关爱。心中有爱是建构式新闻最重要的前提与核心价值,而蒋任的心中有爱。

在嘉义阿里山小火车翻覆现场,大爱电视台记者看到一位受难者家属;她一面放下麦克风,一面搭着家属肩膀慰问与关怀。台中七三水灾发生之际,慈济人文志工到灾难现场采访,到达被洪水困住的仁爱部落时,慈济人一边协助发放,一边进行采访。记者带着慈济的慰问金进去,慰问灾民、发放、采访,而后离开。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有爱、有关怀,并肤慰被报导的对象,因此不会生冷地问一位在急救中的病患:「你现在的感受如何?」或是家中发生凶杀案了,还去问对方:「现在打算怎么样?」

如果记者心中有爱,就不会用这种鲁莽的心态去割裂事件本身。因此,记者心中若没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记者心中没有一个什么是更好社会的蓝图,也就不可能提出一个对社会有正面意义的报导。记者心中如果没有一个确切的价值观,他如何判断何种讯息及何种角度将有助于或有害于社会。媒体应该经常思索如何构思一个良善的社会及其理念?他必须思索怎样的报导更能代表一个社会中普遍的好?而不是一味挖掘弊病、掀丑闻、肆无忌惮的批评。如果一个批评对整个社会的长期发展是负面的,甚或迫害性的,媒体就不应该选择作为报导题材,更不该极力挖人疮疤而认为是在呈现真相。

当一件社会的弊病发生,媒体不是去报导挖掘该项错误谁该负责,而是探讨其发生之原因。媒体更应报导同一类事件善的典范。在负面新闻中也能看到善的典范在哪里,才能给社会一条正向的出路。

伪善的新闻、负面新闻不要报导,媒体所选择的题目、所提出的建言,都应该为整体社会长久的美好来考虑、来构思。过度的批评会导致社会的对立;过度强调名人赚大钱而助长了社会的拜金主义;太多的自杀、暴力新闻会造成社会的恐惧,这些在报导上都应有所节制。

致力于建构式新闻的媒体,不只是旁观者,不是冷眼的、批判的、尖锐的;而是有爱的、是成就的、是爱护的、是珍惜的、是给予的。

在西方理性主义的影响下,总让我们无法避免在了解一件事情的过程中不去破坏它。要了解花,先切开它;要了解青蛙,就得进行解剖。分析的同时已经肢解所分析的对象。新闻报导亦是如此,记者的涉入经常导致对事件或对象的破坏、撕裂,甚至羞辱。

若我们能换成另一种角度,另一种心理意向,当我们要了解花时,我们灌溉它,让它成长,在成长中观察它。同样,在新闻报导时,不是以理性主义绝对冷静疏离的方式,而是以一种爱社会、爱受访者的心情来采访。当记者赤裸裸地呈现报导对象的缺陷时,只会毁了这个人,同时毁了这个社会。

2002年华航空难,导因于机身老旧,第二天记者问搭机旅客:「你还敢坐飞机吗?」「你知道机龄几年吗?」这是在创造恐惧。而建构式新闻的做法会是,去访问把飞机维护得很好的公司,请教他们对于机身老旧的问题怎么处理。他不制造恐惧,而是提供解决的可能。他会去关怀机师本身的恐惧,给予同理心的支持。记者不该是带着刀剑的冷血旁观者,而要像生态的观察者与营造家,从观察中了解,从了解中建构并丰富它。所以媒体要从解剖学家渐渐成为生态复育学家。

当一个官员贪污,我们不是去追究他贪污的历史,穷追猛打,而是去找几个退休的清廉官员的实例,彰显其荣耀,社会有了学习的典范,才会变得更好。丑陋仍须报导,但不要穷追猛打,极尽挖掘之能事。找到问题是否就能把问题解决?其实未必,而只会让社会更推卸责任。因为一个问题经常不是一个人所造成的,而是一个共生机制下共同的错误。当媒体在报导丑闻弊病的时候,经常把整个责任都归咎在一个人身上,这会造成一个错觉,认为都是因为这个坏人才产生了这个错误。如此,不只是让真相无法真正呈现,同时让人民的互信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媒体应该重建社会的信心,人跟人的信心,人民对政府、对机制的信心,因为只有信心才会让社会变得更好。而要能重拾信心就要彰显对的典范。建构式的媒体在知道错误的同时,应该进一步寻找值得学习的典范,并且对那个犯错的人要存有一定的怜悯与关怀。

例如,对于一个自杀的人,我们只去报导赤裸裸的案发现场,却没有人去探究他为什么自杀。其实理解的过程也是对社会与个人的警醒,看到一个负面例子的同时,能透过探究而相对彰显正面的价值,让阅听者自我警醒、思索自己的生命。这才是建构式新闻真正的目的。

又如,对于一个杀了人的人,我们只报导他杀人,而不报导他内心怎么压抑,就像我们把所有死刑犯通通处死,以为就能铲除罪恶,而不去了解他的心理问题。在很多国度里,例如在加拿大,犯罪、贫穷是政府的责任,人们应该去关怀他而不是谴责他。在美国不处死重罪犯人,而是判处无期徒刑,这是为了让心理学家能长期研究他为什么犯错,是把犯罪、贪渎当作病人来治疗,而不只是当作罪恶来谴责,人们是透过了解来表达对犯下过错者的关怀。他并不是没有受到应有的责罚,只是这其中有真正关怀,而关怀从理解开始。

一个健全的社会,面对犯罪,不应太快地批判它,而没有试图去了解它背后的成因。我们急着要犯错的人悔改,当他立即忏悔后,媒体就给予温情的原谅,强制让他表面看起来像是又回到了社会的道德正轨,而不是去理解当初他为何一步步脱离了此一轨道,忽略了不去探究其心理历程。

建构式新闻,是同理的、关怀的、沟通的,最后也是正向的;它尝试在问题的揭示中找出对的典范来,对个人出路的揭示,亦是对社会整体出路的揭示。肯定一个更好的人,即建构一个更好的社会。传播界应该协助个人去理解自己,同时改造自己,批判的同时也协助社会找到一个良好的典范。例如报导曾经有人犯过错,但如今他已改过迁善,走出一条新的人生道路,并且告诉大众其为何与如何悔改。正向的典范能被报导,才是营造一个良善社会的开端。

此外,由于媒体太过于强调「真」,把一个人的面貌全都呈现出来,也就没有了善,因为我们没有去保护别人的隐私与尊严。当我们过度求真,其实已经不真了,因其自信、尊严已被摧毁了,自信与尊严本来是每个人所具足的,如今不在了,如何说是真呢?如果是真,就要看到全然的他,包含其真实之尊严与其生命可能性的转化之成分,而非断然将其剥夺。不善就丑,就不美,所以真、善、美是协调一致的。怎样保获一个人及社会整体的尊严,维护一个人的人格与自信,不要像解剖学家在观察的过程中将之摧毁殆尽?其实只有关怀的心、愿意援助的心,才能做到这一点。有了善,才会美,也才会真,而这个真也才有了价值。

因此,对绯闻、丑闻、弊案不该穷追猛打,而是更关注这些现象在个人生命经历与社会共生结构中的成因为何?是什么样的情境让这样的人迷失了自己。

这样的理解并不是在替某个个人脱罪,他一样要面对与承担法律上的责任刑罚,只是在这样的探究中让更多大众深思如何避免这样的错误再度发生,同时提供一个正确的典范,告诉大众一个犯错的人如何有寻找出路的可能。

唯有建构式的新闻才能真正促进社会公益,它不是各方并陈、不做评断、避免涉入的自由主义,也不是一定要朝向某个方向的保守主义做法,而是真正提出一种可遵循的生命态度。在建构式的新闻理念中,连恶人我们都给予关爱,透过爱的理解,找出病因且提出建设性的出路之可能性。我们不再是以一种轨道式的道德主义去谴责犯罪,强制他一定要符合这一道德正轨,否则就是十恶不赦的罪人。如果我们对他的嫌恶超过我们对他的理解,或是存心看热闹、看好戏,这就不是一个促进公共利益的媒体所应有的适当作为。

建构式的新闻传播,是环绕在爱的前提,以同理心为其价值核心,它是关怀的、维护的、给予的、成全的,是愿意理解的心、愿意找出问题根源的心;而不是建立在批判、分析、撕裂、挖掘之上的。它是否会被普遍实现?尚不可知,但它将会是良善社会之建构,所必然遵循的一种传播新价值。

 

 

[王雷泉按:这是何日生先生在“人间佛教与专业伦理学术会议”上的发言稿,征得作者本人同意,在此转载,供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