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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作者:佚名 发表日期:2010-09-08 17:35:40 来源:互联网 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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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是一种复合体,英国的文化人类学家B泰勒在年的《原始文化》指出:文化是一种复合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从社会习得的能力和习惯。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在分析文化定义时认为,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对文化的共同定义是:文化是人类群体或社会的共享成果,这些共有产物不仅包括价值观、语言、知识,而且包括物质对象。年,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发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对西方自年至 年期间关于文化的多种定义做了清理与评析,并在此基础上给文化下了一个综合定义:“文化由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着成就,包括他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即历史的获得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他们所带来的价值;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这一文化的综合定义基本为现代东西方的学术界所认可,有着广泛的影响。中国人论述“文化”,比西方人要早得多,《周易》有所谓:“观乎天文以观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大概是中国人论述“文化”之始,但其中“文化”一词尚未连结在一起。在中国人此时的观念中文化的含义是,通过了解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用教育感化的方法治理天下。到汉朝,“文化”一词正式出现,其含义也与现在人们通常理解的不一样。

   刘向《说苑指武》篇中说:“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人束皙也讲“文化内辑,武功外悠”,这些都是指的与国家军事手段相对的一个概念,即国家的文教治理手段。到唐代大学问家孔颖达则别有见地的解释《周易》中的“文化”一词,认为“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这实际上是说“文化”主要是指文学礼仪风俗等属于上层建筑的东西。古人对文化的这种规定性从汉唐时起一直影响到清代,因此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即人自身的行为表现和国家的各种制度,都属于“文化”的范畴。综***上述,我把“文化”分做三个层次:即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器物文化。所谓观念文化,主要是指一个民族的心理结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它既不同于哲学,也不同于意识形态,是介于两者之间而未上升为哲学理论的东西,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所谓制度文化,是指在哲学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制度。它们或历代相沿,或不断变化,或兴或废,或长或短,既没有具体的存在物,又不是抽象的看不见,是一种中层次的文化。所谓器物文化,是指体现一定生活方式的那些具体存在,如住宅、服饰等,它们是人的创造,也为人服务,看得见,摸的着,是一种表层次的文化。


所以,当我们讨论佛教传入我国,并对我国文化产生的影响时,就不能拘于一面,而要从观念、制度和器物这几方面去探讨。
                                   一、对观念文化的影响
                                外来佛教文化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哲学曾被概括为这样几个发展阶段在一起,形成一代学风,并引起中国古代哲学史上著名的“形神之争”。然后经过中国六百余年的消化,被融入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儒家心性学说以及孟轲、庄周等人的思想,至隋唐终于被改造为中国化了的佛教哲学。相继崛起于隋唐的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便是代表。隋唐二代佛学成为当时社会势力极大的一个思想潮流,以至许多著名学者都主张在谈隋唐哲学时不能把佛学排除在外(否则隋唐哲学就会变得很单薄);主张把隋唐佛学同儒家哲学同等看待,都看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有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的人感到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的哲学史基本上是佛学在中国被吸收发展的历史。至于宋明理学,则更是深摄佛教思想。新儒学派从佛学中汲取养料,使之与易、老、庄三玄相糅***:如二程宣扬的“理”套自佛教的“真如佛性”,只不过赋予了更多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也有若干内容采自佛教禅宗、华严宗的思辨。宋明理学不但在理论纲骨上吸收佛教哲学之所长,甚至在修行方法上也提倡类似禅宗的明心见性,一悟尽透。乃至近代许多哲学家、思想家称宋明理学为“儒表佛里”或“阳儒阴释”。可见,传统儒学与外来佛学相摩相荡终于产生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正宗——宋明理学。这不正是中国在吸收外来文化上的创造性转化的又一范例吗?这一范例还进一步形象地揭示了文化史上的一个普遍规律:文化交流,决非单向的文化移植,而是某一种文化综***创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主体文化和客体文化均发生变迁,并从中产生出具备双方文化要素的新文化组***。在改造了的儒学与改造了的佛学相糅***的基础上产生的宋明理学;改造了的印度佛教与传统的中国思想相糅***产生的中国禅宗,正是这样的新文化组***。
                          外来佛教文化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
    随着佛教的传入,佛经在我国被译成汉文及晋朝以后译文的丰富,数千卷佛教经典中一部分本身就成了典雅、瑰丽的文学作品,如《法华经》、《维摩诘经》历来为文人所喜爱,有时被人们作为纯粹的文学作品来研读和欣赏。可以说佛经本身的翻译,就是我国翻译文学产生的标志,使之成为我国古典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六朝时代,一般文人吸收了佛教中谈鬼说神的寓言故事及中国古代流行着的神仙传说,开始写作鬼神和怪物的故事,这就产生了我国文学上的新文体——鬼神志怪故事,如《拾遗记》、《搜神记》等。到了唐代其内容更加广泛,写作上更加讲究,于是发展为“传奇小说”。唐宋人的传奇小说常说因果报应、入冥转世、南柯黄梁、幻化诙奇,这些多不是中国人固有的思想,掺杂着不少从印度传入的佛教观念,因此文学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情调。除此之外,唐代文学中受印度影响的还有“变文”——大多是演唱佛教故事,其内容有些亦取材于佛经,是一种韵文和散文相结***的文体,在我国的敦煌石窟中有大量发现。此后的中国评话、评书、戏曲、通俗文学等都深受其影响。
    佛教与诗的渊源也很深。佛教的传入不仅使魏晋的玄言诗死灰复燃,还为诗歌创作丰富了新内容、提供了新的境界,而且随着佛学的盛行,许多诗人涉足佛教。结交名僧、自许询、王羲之与名僧支遁交游开诗人与名僧交游之先声,白居易与鸟窠禅师、苏轼与佛印禅师等的交游都为中国诗坛留下了许多佳话。而历代诗人中崇佛最甚者当推王维。他早年就信仰佛教,曾“十年座下,俯伏受教”于道光法师,并与慧能的嫡传弟子神会有直接的交往,连他的名号都取自佛教史上的维摩诘居士,取号“摩诘”二字。而到了晚年,他更是“长斋奉佛,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这也使他的诗常常深含佛理禅趣、含蓄隽永、神韵超然。如他的《终南别业》中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过香积寺》中的:“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等都是字字入禅之作,是以禅喻诗的代表作。他或写田园山水,或写花鸟树木,或吟闲适,或咏渔钓,实际上所表现的是一个圆满自在、和谐空灵的“真如”境界。他既写山水景物,又不局限于山水景物,而把自己所感受的禅境,所领悟之禅意,与清秀灵异的山水景物融***在一起,没有直接言佛谈禅,但在言表意外却寓有佛理禅意,有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非有妙悟,难以领略”。而以“吴越名僧与余善者十九”而自诩的苏东坡,其《琴诗》则引《楞严经》“譬如琴瑟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的经语佛意,引佛理、禅意入诗中,云:“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则是唐宋诗坛上出现的“以禅入诗”的代表。历代名僧也多有佳作,史称其为“诗僧”,其作品更是独具情趣。如王梵志的《吾富有钱时》、寒山的《杳杳寒山道》等。他们的诗平实质朴、自然洒脱,既无华丽精彩的警句,也少艺术描绘,似乎平平淡淡、语不惊人,实际上多指事直说、浅切形象、言近旨远、发人深省。这种诗风对后来的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等诗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五代时据说是弥勒佛化身的布袋和尚,有首既通俗浅近,又深蕴禅理的好诗:“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此诗描写农夫插秧的情景,但其“低头见天”、“心地清净”、“退步向前”则深含佛理禅机。且不说“心地清净”是佛家语言,其低头见天,实谓应该低头看世界,反观看自己。至于“退步向前”,则更含有佛家忍辱为上,慈悲为怀,“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意思。此外,一代诗圣李白虽以耽道著名,但也传有“宴坐寂不动,大千入毫发”之句;杜甫虽崇儒,却也有“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之咏。白居易虽佛道兼修也最终皈依佛教,自号“香山居士”。正如他在《赠杓直》诗中所说:“早年以身代,直赴《逍遥篇》,近岁将心地,回向南宗禅。”
    可见,诗与禅的关系,正如元好问在《赠嵩山隽侍者学诗》中所云:“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也就是说,诗的形式使得禅客谈禅不但花样繁多,而且文采飞扬;而禅的方法则使诗别开生面,另具境界。
                       外来佛教文化对汉语言文字的影响
    我们以曾被古人喻为“华夏文化之冠冕”的诗、书、画与作为中国佛教代表的“禅”之间的密切联系中可以看到,所谓“不懂禅,不足以言诗;不懂禅,不足以论书画”,并非夸张之辞。如果完全撇开对外来佛教的研究,忽视我国历来对它的改造与吸收,就无法对多种文化现象做出***理的解释。就连汉语的发展也与佛教的传入、发展关系密切。
   我国知识界吸取梵文,由重视汉字的形象意义转向汉语的发音,并从此建立起中国的汉语音韵学,定出了“四声”,编定出依照声音分类排列的新字典。而至隋朝,在分析汉语每个字的元音、辅音的基础上定出了汉字所有的读音系统并整理成书《切韵》(后至宋朝有《广韵》)。而恰恰是唐朝的和尚守温,仿照印度梵文字母表制出一套汉语辅音字母表,使汉语语音分析更精密,汉语语音学又有了新发展。就是现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亦源于佛教者甚多,仅丁福保的《佛学大词典》中搜集的源自佛经的外来语和专用词语就达三千余条。如“宗教”、“世界”、“实际”、“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一针见血”、“一尘不染”、“三生有幸”、“百尺竿头”、“天花乱坠”、“心心相印”、“不可思议”等都是来自佛教的语汇。“可见,如果我们要完全撇开佛文化的话,恐怕连话也说不全了。”
二、对制度文化的影响
、于我国政治的关系
我认为这是对观念文化的延伸,因为制度文化就是在观念文化下的延伸,它是一定意识形态下的制度体现。中国是政教***一的国家,国家体制的建立受儒学影响很深,而中国的皇权往往大于教权,对佛教,往往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利则存,不利则废,佛教文化虽然很深的渗透到人民生活当中,但是,统治者利用佛教麻痹人民的一套不成形的制度还是有其名现性。
值得说明的是,中国长期上层的雅文化就是排斥鬼神之说的,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但统治者还是冥冥中相信鬼神的力量,如其祭祀制度对佛教的吸收,以及宣传其因果报应和善心的长期压抑人民个性的制度,都体现了佛教队制度文化渗透。
一个有趣的例子表现为,年的全国妖术大恐慌。就体现了制度上统治者对佛教或是对其它宗教的忌讳和利用态度。
、本身形成的佛教制度
佛教在中国形成的一系列的自身的佛教制度,形成了我国文化的瑰宝。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最初也是弟子各自随师修行,没有统一的日常行事。到了东晋时,【道安法师】居住襄阳,有弟子数百,于是制定了《僧尼规范三例》:一是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是常六时行道(日三时,夜三时)、饮食唱时之法;三是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当时天下寺舍普遍遵行。其具体条文今已失传。

近代汉地寺院通行的日常课诵,是明末逐渐统一起来的。成为定规,就是每日的“ 五堂功课”。
早殿:
全寺僧人于清晨〈约寅、丑之间〉齐集大雄宝殿,念诵《楞严咒》、《大悲咒》、《十小咒》、《心经》各一遍。念诵的起止都配有歌赞。(其中《楞严咒》算为一堂功课;《大悲咒》、《十小咒》等算为一堂功课。那么早殿有两堂功课。)其中:《楞严咒》在西藏经典中称为《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有息灾的功用,西藏各喇嘛寺院也是每日念诵的。
《大悲咒》出于《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是观世音菩萨的根本法门。
《十小咒》的名称和出处:
)、《如意宝轮王陀罗尼》:出自《如意轮陀罗尼经》,也是观音菩萨法门之一。
)、《消灾吉祥神咒》:出自《佛说炽盛光大威德消灾吉祥陀罗尼经》。
)、《功德宝山神咒》:出处不明。
)、《佛母准提神咒》:出《佛说七俱胝佛母准提大明陀罗尼经》。
)、《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陀罗尼》:是元代人译,无有经本,乃阿弥陀佛法门之一。
)、《药师灌顶真言》:出《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
)、《观音灵感真言》:元代人译,没有经本,也是观音法门之一。
)、《七佛灭罪真言》:出《陀罗尼杂集》。
)、《往生净土真言》:即是《阿弥陀经》中《拔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
)、《天女吉祥真言》:出《金光明经》。
依真言宗的规则,凡持诵真言,必须依照仪规,如法持诵,方有成就。这样集众多真言,各念一遍,只是以念诵经咒的功德,回向护法龙天及诸鬼神,以祈愿寺中安静无难而已。
晚殿:
有三堂功课,就是诵《阿弥陀经》及念佛名;诵《大忏悔文》及八十八佛;再有是《蒙山施食》。
诵《阿弥陀经》:和念佛名是为自己往生西方净土祈愿。
《八十八佛》是五十三佛与三世五佛:五十三佛名见于《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是娑婆世界的过去佛;三十五佛名出自《决定毗尼经》,是现在十方世界的佛。《大忏悔文》也出自《决定毗尼经》。
《蒙山施食》是于每日中午的斋食,取少许饭粒,到晚上按照《蒙山施食仪》念诵,施给饿鬼的(饭七粒;麦寸许)。〈施食:本是真言宗的一种日常行事,但必须依照真言宗的仪轨,有一定的观想、真言、手印,方得成就的。蒙山在四川雅安县。相传甘露法师在蒙山集成此仪,实际上原作者并不了解真言宗法则,只是在经典中杂乱选出一些真言,无有伦次,只由于真言宗造中国汉地久已失传,于是不别是非地遵行而已。
除了早晚二殿外,僧众于每日早斋和午斋时,要依《二时临斋仪》以所食供养诸佛菩萨,为施主回向,为众生发愿,然后方可进食。至于晚餐,因为佛原制定过午不食,佛教传入中国,因时宜不同,没有实行乞食。同时有些地方需要劳动,故晚餐亦吃(健康与习惯)。但不须念供。
当然除了日常行事,还有一系列的寺院制度、法会以及佛教节日等等。
三、对器物文化的影响
、外来佛教文化对中国古代艺术的影响
正如历史上的诗歌与佛教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样,中国古代的书法、绘画和雕刻艺术与佛教也有不解之缘。且不论历代书法家中,不少高手出自释门,如狂草怀素,“退笔成冢”的智永,唐草无出其右的怀仁,工草隶的贯休等;或书法名家深受佛教影响,如王羲之等,单是佛理便对中国书法产生了深刻内在的影响。人们知道,佛法虽广,其要者无出于戒、定、慧三学。夫戒者,主要是收束身心;定者,则在专志凝神;而般若智慧,则使人穷妙极巧。此三者均与书法之道相通。其中,尤以禅定之功与书法之道最为密切。汉蔡邕《笔论》云:“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彩,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书圣”王羲之也说:“夫欲书者,先凝神静思,预想字形,令意在笔前,然后作字。”柳公权则说:“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这些议论,都深契佛家禅观之旨,可见佛理与书道实多有相通之处。
与书法相比,画家涉足佛教者更多。早在魏晋南北朝时,就有许多画家染指佛画。最早的如东吴的曹不兴、西晋的卫协和顾恺之,又如南朝之张僧@②,北朝之曹仲达。曹画带有域外之风,所画佛像衣服紧窄,近于印度笈多王朝式样。他所创立的“曹家样”与吴道子创立的“吴家样”并称,史有“曹衣出水,吴带当风”之评语。到了唐代,佛教绘画更是盛极一时,其中以吴道子声名最着。他在长安、洛阳两地所作壁画多达三百余间,且笔迹挥宏磊落,势状雄峻、飘逸,遂有“画手看前辈,吴生独擅场”之美誉。到了晚唐,出现了专攻佛道人物画的画家,左全便是声名最着的一个。而唐代王维开创了一种别具风格的禅意画,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古代绘画影响最著者当推壁画,即出现了佛教石窟壁画艺术。魏晋南北朝以后,由于佛教盛行,各朝统治者的扶持与信奉,动用了大批的民工、石匠,开掘了许多石窟,如新疆拜城的克孜尔石窟、甘肃敦煌的莫高窟、山西云岗石窟和河南的龙门石窟等。这些石窟中,有大量的佛教本生故事、菩萨、罗汉、天王、飞天等壁画。在绘画风格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熔中国传统与外来艺术于一炉的画风——既有粗犷遒劲的西域画风,又有线条飞舞的汉族传统画法;既用苍劲线条表现地狱的阴森可怖,又有用柔和的粉线、朱线表现极乐世界的美丽图景;既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磅礴气势,又有天衣飞扬、树影婆娑的细巧意境,带有明显的汉画风格与域外画风相混***、相融***的特点。而敦煌石窟中的壁画,从凄厉恐怖的佛本生故事画一变而为规模宏大、色彩绚烂的经变画,用浓墨重彩描绘了佛国净土的种种美妙乐趣:佛坐莲台、众圣环绕、天女散花、彩云缭绕、金阁琼楼、玉宇仙山、乐伎列坐、舞女当筵、瑶草奇葩、珠翠绮罗……此时的佛像无不身躯伟岸,面呈喜色,显露出温柔敦厚、关心世情的神态,而与魏晋南北朝时期那种“清赢示疾”、苦不堪言的苦行僧形象大不相同。这一倾向由唐而始至宋更明显。这显然是与当时佛教的世俗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壁画也无疑是为了迎***当时士大夫与一般佛教信徒对“极乐世界”的憧憬而做的。
壁画是中国古代绘画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不懂得壁画就很难了解中国古代的绘画;而中国古代的壁画自魏晋后,几成佛家之天下,或见诸佛寺,或取材佛教,或出自释门之手。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撇开佛教壁画,中国古代的绘画乃至中国古代美术将顿然失色。
、对饮食文化的影响
印度的僧人不是素食者,来到中国弘法的印度高僧自然也是非素食者。所以,原来中国的僧人与他们来自印度的师父一样,都是非素食者。但是,佛教受儒家仁慈思想与孝道的影响很大,一些僧人如道安、慧远等出自个人的意愿,把蔬食看成是一种苦行而选择素食。後来,以菩萨思想慈悲为本的大乘佛教经典明文指出不得食一切众生肉,从因果转回的理论上阐明了食肉的过失。指出,众生生生死死,轮转不息,曾经都是父母兄弟,男女眷属,乃至朋友亲戚,如何忍心取食而之。至此素食的经典理论根据被奠定。南朝梁武帝萧衍()是一位非常虔诚的佛教徒,他积极提倡素食,於天监十年,即公元年,颁布《断酒肉文》令天下所有僧尼不得食肉。从此,素食就成了中国僧人的一种优良传统与美德。
佛教产生于文明古国印度,大约在公元一世纪中叶沿丝绸之路,经过西域各
国传入我国。在一千多年的传播过程中,印度和西域各国的饮食观念、饮食风俗
以及大量的食物、饮食器具等也随之传入我国的大江南北,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
饮食文化。而佛教自身的饮食文化更给予我国的饮食文化以极大的影响,这从上
一章的介绍中也可略见端倪。下面拟从各个角度作进一步的阐述。
  首先从饮食的理论、观念、道德修养看:
  )、佛教认为,一切有益于人、能令人生起执著、意乐的对象皆可名为食,并
将它分为段食、触食、思食、识食四类,同时指出,一切形式的生命无不依食而
生存。这在我国是前所未有的,因而扩大和深化了我国对“食”的认识。
  )、佛教要求僧人在进食前作五种观想:()计功多少,量彼来处;()忖己德
行,全缺应供;()防心离过,贪等为宗;()正事良药,为疗形枯;()为成道业,
应受此食。这较好地反映了佛教对饮食的态度及对饮食的作用与目的的看法。宋
代著名学者黄庭坚有鉴于此撰写了《士大夫食时五观》,将佛教的上述思想融入
到儒家的理念之中,表明它对于世人反省自律,养成珍视他人劳动、爱惜粮食的
习惯,增进道德,有着启发、借鉴的作用。
  )、佛教关于进食方面的戒规、仪轨拓展丰富了我国饮食行为方面的功能作用,
即除了通常的疗饥、求营养、求滋味、交谊应酬、养生之外,还被赋予了祭祀、
修心养性及教化的功能,文化韵味浓厚。难怪理学大师程颢游定林寺时,目睹僧
人威仪济济,进退***度,以为“三代礼乐,尽在其中”。
  其次从饮食的结构和风俗习惯看:
  )、关于素食。苏东坡曾撰有《菜羹赋》,把吃素食与安贫乐道、好仁不杀及
向大自然回归联系起来,极力提倡。一般来说,素食清淡、鲜美、营养丰富,不
易伤脾胃,的确是一类有益健康、长寿的理想食品。目前我国的素菜已发展到数
千种,成为了人民群众饮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家知道,佛教是讲慈悲戒
杀的,但在传入我国初期,僧人还允许吃三净肉。到了南北朝时期,由于梁武帝
笃信佛教,严禁僧人食一切肉,从此全国成千上万的佛寺一律素食,广大的在家
信众亦竭力效仿,于是在全社会形成了素食的风气。这种风气在宋代以后更是盛
行,全国许多的寺院都能做出一些色香味俱佳的素食名菜。社会上也出现了专营
素菜的素食店,以满足广大佛教徒和素食爱好者的需要。甚至皇宫中也专设有
“素局”,以供皇帝、皇后斋戒之日用。可以说正是由于佛教对素食的提倡与需
要,才使中华素食体系得以形成并大放异彩。
  )、关于茶。茶早在我国的周代即已出现,不过在晋代以前多用作药品或煮茶
粥。魏晋以后,一些佛教禅师发现茶有提神益思解乏的作用,正好解决因午后不
食及夜晚参禅出现的精力不够、又乏又困的问题,因而多方搜求或四处种植,大
量饮用,推动了社会上饮茶风气的形成。尤其在唐代禅宗创立之后,许多禅寺奉
行农禅并重,种植、培育、制作了一些茶叶精品,久而久之成为了名茶。由于佛
教戒酒,因此茶就成为了佛寺最重要的饮料。佛寺对茶的提倡、种植和需求,自
然也影响到广大在家信众及各界人士,在长期的品茗、交流过程中,人们发现茶
还能预防或治疗许多疾病,能生津止渴,解酒去腻,利多弊少,老少咸宜,于是
争相饮用,创造出丰富多采的茶文化,使茶成为了老百姓家中的必备饮料。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茶马互市”和各国间的交往,茶流传到了各少数民族
地区和世界各国,成为了世界三大饮料之一。尤其在日本,僧人们将饮茶与修心
养性、人际交往等结***起来,创造了举世闻名的“茶道”,体现了茶与佛教特有
的“血缘”关系。
  另外一个佛教影响到我国民间的饮食风俗习惯的典型例子就是吃“腊八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