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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传入我国的时间还要早

作者:佚名 发表日期:2010-09-08 17:36:13 来源:互联网 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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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中心主义,使我们对很多历史事件的表述极不严格。如佛教何时传入我国。我们的考证是西元前2年,有大月氏国王的使者伊存,把“浮屠教”等口述经典传入。为此还在1998年举行了隆重的佛教传入我国二千年的庆祝活动。

相类似的还有:我国出家第一人、我国翻译的第一部经典、我国第一座佛寺等问题。

这种说法,是把汉朝等同于同时代的中国了。今天的新疆等地,当时的西域三十六国的大部分地区——于阗、斫句迦(今莎车东南)、龟玆(今库车)、疏勒(今喀什噶尔)、高昌(今吐鲁番)、婼羌﹑楼兰﹑且末、精绝等,拥有众多的民族王朝,都是中国的范畴。当时当地的主要民族,都是中国的古代民族。

如月氏,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民族。

月氏,亦作“月支”。西元前16世纪即散居中国西北,秦汉时游牧於河西走廊(敦煌、祁连间)。西元前2世纪月氏势力强盛。匈奴头曼单于曾将长子冒顿质於月氏。冒顿自立为单于後,将月氏从敦煌、祁连间逐走。月氏大部分西去天山以北今伊犁河上游一带,据有原塞种人牧地,史称大月氏。後匈奴又助乌孙迫使月氏再向西迁至中亚妫水(今阿富汗北陲)。西元前139年,张骞奉汉武帝命,出使大月氏。

据考证,西元前2年,有大月氏国王的使者伊存,把“浮屠教”等口述经典传入汉地。

月氏(月支)古德名僧入汉地传译经典的著名译师有:支娄迦谶、支曜、支谦、法护、支法度、昙摩难提、支道根等。

即使不把当时(西元元年前后)大月氏所占的疆域看作古代中国的一部分,而当时西域三十六国的大部分地区属于古代中国的范畴则是确定无疑的,而佛教传入这一地区应该比传入汉地要早些吧。

如龟玆,佛教传入的时间也被认为在西元初年左右(附录二认为是西元前80年,附录三认为是西元前一世纪后半叶)。

有学者认为佛教很可能是最初由龟兹传入汉地的。

法国汉学家列维在《所谓吐火罗语B即龟兹语考》一文中指出据中国最早的2世纪佛经译本中的佛教用语如“沙门”,“沙弥”不能对比梵文的sramana、sramenera,但与龟兹语的samane、sanmir很近,由此断定汉地2世纪佛经必定是从原始的龟兹语翻译而来,龟兹语作为佛经传入汉地的谋介,大约在公元一世纪。

著名的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就曾担任过龟兹国师,罗什大师于401年到长安,组织译场翻译佛经。来自龟玆的帛延、帛尸梨密、帛法炬、佛图澄、莲华精进,均为汉地传译佛典的著名译师。对这些译师的大名,我们参与赵城藏电子校编的志工会不时看到的。

 

鸠摩罗什铜像

 

佛图澄的神异故事(敦煌壁画)

 

克孜尔石窟

龟兹的佛教石窟是中国佛教石窟中开凿最早的,包括六个主要石窟群: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拉石窟,森木塞姆石窟,克孜尕哈石窟,玛扎伯哈石窟,托乎拉克埃石窟。其中克孜尔石窟是龟兹石窟中建造最早的,也是现存规模最大的,有编号的洞窟达 236个。

楼兰佛塔

因此,史学家(或者是大众传媒)在表述上应该更严格一些。如,佛教最早传入我国西域的时间,佛教最早传入汉地的时间,佛教最早传入藏地的时间,佛教最早传入云南大理地区的时间,佛教最早传入北方(东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时间。其他如,我国西域(如龟兹)出家第一人,汉地出家第一人,藏地出家第一人,我国西域诸文字(如龟兹语)翻译及制造的第一部经典,汉文翻译及制造的第一部经典,藏文翻译及制造的第一部经典,等等。

佛教先传入我国西域,然后从西域传入汉地。这是大家都认可的结论。从这个角度看,佛教传入我国的时间还应该早些才是。

总之,放弃汉族中心主义,史学家(也许大众传媒要负更多责任)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参阅:我们应该有一个全新的民族观

附一:

一、古代中国的疆域形成的时间

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在《历史上的中国和历代中国疆域》一文中提出了区分中国古代疆域的标准,即1840年以前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并形成中国版图说的理论,作为其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划定历史时期中国范围和中国边界的标准。

其依据是1840年以前,中国境内各个民族自发发展、相互交流,共同缔造了相对稳定的中国版图。这一理论业已为史学界所广泛接受。

二、古代王朝不等于古代中国

“国家”的概念古今不同,不能用今天的国家套用古代的国家。同时,也不能将古代王朝等同于古代中国。

唐朝不等于唐代中国,后者包括唐代境内的各个少数民族政权,诸如藏族先民建立的吐蕃王朝,以及新疆维吾尔等民族先祖所建立突厥汗国、回鹘汗国,以及云南地区的南诏政权和东北地区的渤海国等。

三、古代中国民族的定义

1840年以前,在古代中国版图形成之际,生活在当时中国境内的民族即中华民族,他们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建立的政权,不管是归属于中央王朝,或者是分治的,都是中国境内的民族政权。

 

附二:

历史的选择与遗憾——西域佛教漫谈

刘元春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所

【编者按】吕澄先生在《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吕齛佛学论著选集》卷五第二四五○页)中指出:“中国佛学一开始就与西域发生关系,因为内地的佛学,最初并不是直接自来印度,而是通过西域传来的,有的甚至是西域的佛学。因此,对于西域佛学,应该有所了解。可惜,直到现在,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尚少完整的系统的著述。早年,日人羽溪了谛著有《西域之佛学》,中国曾有翻译;以后他还在继续研究,但仍未能对西域佛教做出完整的介绍。他的研究方法,是采用‘逆转’法,即从中国内地的资料来研究西域,而不是从西域本身的资料进行研究,未免有所不足。现在从西域写本和敦煌的卷子里发现了西域古文写书。……现在很多西域古文写本已整理出版,只有拿这些资料进行研究,才能弄清西域佛教的本来面目。”刘元春先生在新疆社科院工作期间,对西域佛教作了广阔而细致入微的实地考察,本刊特请先生对历史上的西域佛教,作高度的概括,并从纵深的方向对西域丛林的兴衰演变作翔实的叙述和考证,并探寻大小乘思想在西域本土的落根、阐扬及其相互交融、共同遭遇的境况,藉能引发我们对丛林的延续和佛教的传播以更富理性的思考。

西域,是见诸中国史籍的一个地理概念,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本文取狭义的西域,即指我国历史上的新疆,新疆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心,是东西方社会交流的枢纽,境内山峰盆地夹峙,沙漠与绿洲相间,西越帕米尔高原与中亚西亚连成一片,东邻河西走廊与祖国内地浑然一体,自张骞开通“丝绸之路”之后,各种民族文化在这里异花授粉,各种社会文明在这里砥砺消长,五彩缤纷而独具特色,多姿多彩的西域文化,吸引了古往今来无数朝圣者的目光,但过去的辉煌被风蚀尘封,留下历史的遗憾,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们的考古发现,“西域学”风靡全球,其中,西域佛教成为人们研讨的中心,这不仅因为大量的考古发现与佛教有关,而是因为佛教与西域社会的兴衰更替息息相通。

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尚无定论,若根据佛经故事记载,公元前三世纪印度阿育王时期,佛教便传入了当时的于阗(今和田)、龟兹(今库车)等地。学术界多依据藏文《于阗教法史》、《大唐西域记》等史籍推论,大约在公元前80年以毗卢折那阿罗汉创建西域(也应是中国)第一座佛寺为标志。佛教小乘说一切有部从北印度今克什米尔传入于阗开始,而由南向北由西向东传播开来,印度大乘佛教兴起之后,约在公元2—3世纪也随即传入了西域各地,出现了大小乘并弘的局面,逐步发展,形成了以于阗、龟兹、高昌(今吐鲁番)以及莎车、疏勒(今喀什)等城为中心的佛教胜地,从而揭开了佛教史上辉煌的篇章。

佛教初传时的西域,尚处于奴隶社会形态,众多城郭小国互不统属,争强斗胜,硝烟不断,尤其是匈奴不断点燃战火,残酷掠夺,使社会剧烈动荡,人生变化无常,原始宗教萨满教袄教,无法满足人们信仰的需要,这为佛教施展其富有理性与和平精神的信仰内涵提供了良好机遇,不过,首先传入西域的小乘说一切有部思想,还难以摆脱封闭保守,偏执乃至悲观的境地,多追求个人的解脱,缺乏广大悲愿所带来的积极进取力量,这可在以后凡是小乘流行的区域都存在消极退步的社会现象中,寻求有力的反证,由于小乘佛教的这种缺陷,容易产生对新生事物的排斥性,从而束缚自身的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和进步,而佛教大乘思想,以其积极入世的实践,开放、宽容,利益众生,这为佛教融入并净化现实生活奠定了思想基础,为促进社会文明提供了可能。魏晋时期(公元3—5世纪),西域社会生产力提高,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长足的进步,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各自为政的诸多城郭小国出现了统一的趋势,而且加强了与祖国内地的联系,从公元260年僧人朱士行第一次西行于阗寻求大乘经典开始,西行求法与东来弘法的佛教高僧不绝如缕,尤其是东晋时期高僧法显的西行与鸠摩罗什的东来,掀起了西域佛教弘传的高潮,加速了东西方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发展,使印度佛教,西域佛教融入中国文化之中,形成了崇尚并弘扬大乘思想的中国佛教,从而冶炼并超拔了中国文化的现实主义品格与特质。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西域佛教的鼎盛时期,佛教是当时社会最富生机的社会信仰体系,铸造最进步的人类文明,因而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和民众的普遍信仰,尤其是大批王公贵族出家事佛,成为一种时尚,使住持正法的僧人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这一点,我们从《高僧传》等众多史籍中可以清楚地知道,权势与财富,可以推动佛教的发展,提高佛教徒的社会地位,扩大佛法的社会影响。这一时期,在西域境内开凿了众多规模宏大的石窟,兴建了雄伟壮观的佛寺,广纳四方贤才,讲经说法,使佛寺成为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现存高昌等地的石窟群及佛寺遗址可知,他们大多或依山傍水,拥有十分优美的自然环境,或耸立在城市中心,近距王宫官府和繁华街市,出入凡尘世间,不即不离,自然成为人们向往的胜地。寺院是佛教融入社会和化导凡夫的载体,也是社会人群探视佛法的窗口,承担着佛教的荣辱兴衰,这关键取决于佛教徒特别是出家人信仰的价值取向。在基本生存保障下,出家人应主要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不要营营苟苟于金钱的漩涡,以鸠摩罗什为代表的大乘高僧们,用自己崇高的人格和智慧,勤勤恳恳,弘扬佛法真理,并激励人们精通五明,接纳先进的文化滋养,洗涤自私好斗的心胸,创造友善和平的社会氛围。罗什大师在西域对大乘佛法的阐扬,奠定了西域与中原政府统一的思想基础,他在到达内地之后,翻译了大量的佛经,第一次厘清了佛教大小乘的差异,开启了中国佛教的坦途。

令人遗憾的是,自罗什大师东来之后,西域佛教以龟兹为中心出现了小乘信仰日占主导的趋势,这是地方统治者为维护既得利益的政治思维与小乘信仰的精神内涵相依存的必然结果,我们从现有的历史记载可以看出,当时的西域佛教信仰有以下特点:第一,闭守寺院,追求个人解脱,缺乏积极引导社会的活力;第二,悲观厌世,注重祈祷来世幸福,远离现实;第三,某些执事僧偏重于物质享乐,不思精进,寺院变成某些权势贵族的附庸,失去了立世的根本;第四,信仰淡化,高僧大德不多,缺少阐扬佛法的精神与才智;等等,尤其是,佛教过分依赖王权,缺乏独立的个性,因而,往往随着统治者的喜好更替而兴衰,西域社会的政权更迭频繁,民族斗争不断,而佛教是“和平宗教”的特性,虽契合普通群众期求,但却有违于某些统治者雄霸天下的意愿,所以,一旦战乱发生,佛教便首当其冲,加之佛法的精神实质并未真正植根于民众心性中,极易遭到毁灭性打击,所以,西域佛教的发展变化呈现时起时伏的历史态势。

自玄奘法师西行求法之后,唐朝基本上已重新统一西域,并先后在高昌、龟兹设立了安西都护府,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和繁荣,这时,已成为当时社会主体信仰之一的中国大乘佛教开始大规模回传西域,反哺西域佛教。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创宗立说,也很快传播开来,在西域各地积淀丰厚的中国文化土壤,尤其在深受儒释道思想影响的高昌、于阗,这里的社会价值体系与中原基本类似,与大乘佛教的兴盛有必然的联系。同时,又使佛教较之西域其他地区有更持久的影响。8世纪后期,吐蕃人趁唐朝安史之乱导致国力衰弱之时侵占西域的塔里木盆地,达120余年之久,吐蕃时期,藏传佛教影响西域,在当地的社会文化中打下深刻的烙印。840年,原生活在漠北蒙古的回鹘人(今维吾尔人祖先)迁入高昌、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等地区之后,曾将摩尼教立为国教的他们重新改信佛教,广泛开展佛教文化事业,将佛教文化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一直到蒙元时期兴盛不衰,他们高僧辈出,通晓各民族语文,精解佛经,在宋元佛教界占据重要地位;同时,在南疆于阗有虔信佛教的李氏王朝,佛教享有崇高的地位,并与中原中央政府和高昌回鹘汗国保持密切的关系,从而形成了西域佛教发展的又一高潮。不过,这时的西域佛教深受密教影响,日趋神秘化和形式化,更注重轮回转世和祈求福报功德,而政教紧密结合,使少数僧侣贵族钻营于权利之中,两极分化,动摇了信仰的基础,埋下了被取而代之的祸根,这种庸俗的世俗倾向根本不是佛教大乘的本怀,名言入世实为自私,与小乘的取向殊途同归。因此,西域佛教与整个中国佛教发展步调一致,日益突现出悲观、消极的气色!

公元9世纪末,西迁中亚地区的一部分回鹘人联合其他部族东越葱岭,在今喀什地区建立了喀喇汗朝。其人民开始仍然信仰佛教,10世纪初,伊斯兰教传入喀什,以其具有“圣战”的宗教特质,迎合了统治者扩张的需求。960年,有20万帐的汗朝臣民被强迫信仰伊斯兰教,之后,便开始对有佛教信仰的于阗、高昌等地发动战争,约1017年,攻占于阗,结束了于阗地区信奉佛教的历史,到14世纪末,割据西域的蒙古王秃黑儿铁木耳强迫16万南疆蒙古人改信伊斯兰教,残酷屠杀龟兹、焉耆等地佛教徒,其继任者又接连发动“圣战”进攻高昌等地,毁寺杀僧,武力征服,从而结束了西域历史上佛教与伊斯兰教长期对峙的局面,伊斯兰教开始占据西域社会信仰的主导地位。当然,佛教法脉一直延续至今。佛教在西域伴着历史波涛忽上忽下,遍览了胜境,也历经了穷途,法不孤起,依待因缘,两千多年的兴衰荣辱,内因外缘,留给我们无尽的思索。

丛林1998年第3期(总第3期)第24页

附三:

             西域佛教史简介                          

佛教在西域有着悠久的历史。西域曾被佛教僧侣视为"小西天",或誉为佛教的第二故乡。

佛教是什么时候传入西域的?根据史料记载,印度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1世纪后半叶。主要传入地区是新疆的于阗、龟兹、疏勒、若羌、高昌等地。首先把佛教思想传入西域于阗的是来自迦湿弥罗(即克什米尔)的高僧——毗卢折那。当时,西域各地主要流传的是小乘佛教的"说一切有部"。主张"法体恒有",即把世间一切现象分为有为法和无为法两类。有为法是因缘和合的产物,有生(产生)、住(持续)、异(变化)、灭(毁灭)的"四象"。有为法计四种:表现物质现象的,称为色法;表现生理或精神现象的眼、耳、鼻、舌、身、意的,称心法;各种心理作用称心所法;心、色之外具有生灭的各种现象,称心不相应法。无为法指非因缘和合、无生无灭的各种现象。据此五法细分为75种,统称"五位七十五法"。还主张:"三世恒有"、"法体恒有",认为过去、现在、未来皆有实体,而且论证诸法都各有不变不改之自性,同时也有造果之因。对因缘关系中提出了独特的"六因说",即能作因、俱有因、同类因、相应因、遍行因等。"六因说"是有部"三世实有说"的立论依据,即认为在三世中有着因果的必须联系,发展了原始的佛教的缘起观。

自印度佛教传入西域后的几百年间,即西汉昭帝、宣帝统治时期,到三国时期的几百年的岁月里,西域佛教有了长足的发展,佛教图象、寺庙和石窟等佛教建筑开始在西域大地出现,著名的有克孜尔千佛洞、库车的森姆赛姆千佛洞等。西域僧人开始走向内地传经送宝。内地佛教徒也拉开了西行求法的序幕。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西域进入了鼎盛发展时期。佛教在西域各宗教中占统治地位。佛窟成群,塔寺林立,浮雕、立雕的大小佛像琳琅满目,雕塑艺术达到了很高程度。西域各国佛事频繁,年年举行盛大的佛会,而且,高僧人才辈出,也是西域与中原佛教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时代。同时,西域佛教也在不断演变发展,出现了大乘佛教,产生了不同佛教宗派。小乘与大乘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把释迦牟尼视为教主,后者提倡三世十方有无数佛,并进一步把佛神化;前者追求个人自我解脱,把"灰身灭智"、证得阿罗汉作为最高目标,后者宣传大慈大悲、普渡众生,把成佛渡世、建立佛国净土作为最高目标。

这一时期西域佛教文化艺术也达鼎盛。佛教的建筑、雕塑、绘画、音乐、舞蹈、文学和演讲辩论达到很高水平。

许多高僧出现在这一时期。如:白延、帛法祖、鸠摩罗什、佛图澄、达摩笈多等。

西域佛教在隋唐时期得以继续发展,并在突厥人中得以传播。尤其是在西突厥汗国比较兴盛。原因之一就是其统治的区域,是一个传统的佛教地区。上至王室成员,下至百姓,突厥人在改信佛教,正是受到当地宗教影响的结果。

唐朝统一西域后,佛教在西域随着唐王朝兴衰,也由兴旺走向衰微。如于阗、疏勒、龟兹等地区的佛教演变情况正是如此。

西域佛教在隋唐时期,大乘、小乘宗派并存。内地僧人与西域僧人交流频繁。常有内地僧人到西域讲经求法。有大量的寺院、洞窟供僧人们讲经布道、生活修行。如赞摩寺、阿奢里贰寺、克孜尔石窟、宁戎窟寺等。西域和内地高僧翻译和传播各种经文。如达摩笈多的《起世缘》、《生药师》、《菩提贤良》;慧琳的《一切经音义》;实叉难陀译的《华严经》、重译《大乘入楞伽经》等。赴内地的西域高僧,将自己的思想、学风等带到了中原,与中原地区的高僧共同相处,探讨佛学真谛,这是智者与智者之间的对话,在这种对话的碰撞下,产生了许多思想火花,为中国的佛学发展,谱写了新的篇章。

同时,这一时期以佛教为内容的绘画、音乐、舞等艺术,达到了很高境界,凝聚了古代西域各族人民的智慧,也是中原、印度、西域等地艺术相互融合的产物,是各族人民文化交流的见证。仅以西域画师尉迟乙僧为例,其画法对唐代及唐代以后的绘画有重大影响,影响远及朝鲜、日本,为中国美术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及至两宋前后,回鹘人在新疆建立高昌回鹘王国,佛教在西域又得以复兴。回鹘人在9世纪后期,建立了包括今吐鲁番、吉木萨尔、库车、拜城、与鄯善、哈密及敦蝗以西部分地区的高昌回鹘王国。回鹘人早在回鹘汗国时期就接受过佛教,主要是通过中原佛教徒的传播。西迁的回鹘人,在转入定居城市和农业生活后,随着高昌回鹘王室改宗佛教,对佛教采取了扶植政策,促进了高昌回鹘王国佛教的发展。

高昌回鹘人佛教信仰内涵比较复杂,回鹘人中盛行大乘佛教。在回鹘王室的支持下,高昌回鹘佛教得以昌盛。佛教也对回鹘人的社会生活、文化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能歌善舞的回鹘人,用戏剧、音乐、舞蹈等形式,宣扬佛教的教义。

著名的回鹘佛学家:僧古萨里、安藏、阿鲁浑萨里、迦鲁纳答思、必兰纳失里等,翻译和著述了大量佛教经卷,及内地汉文典籍。有的译著流传至今,如僧古萨里的《金光明经》、《玄奘传》。译文流畅,章法严谨,堪称译作之上品。

随着高昌回鹘王国的没落,到十六世纪初,佛教在西域走向衰微。及至清朝,佛教又在新疆得以复苏。

附四:其他观点

20世纪早年较重要的成果如下:

黄文弼《佛教传入鄯善与西方文化输入问题》,对佛教传入疏勒、于阗等广大西域地区的年代问题进行了考证,认为佛教传入西域较内地晚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对佛教入华诸传说、永平求法的传说、《四十二章经》进行考证,认为佛教东渐首先经由西域之大月氏、康居、安息诸国,其交通多由陆路。

季羡林最初在其著名论文《浮屠与佛》中,提出佛教没有经过西域小国的媒介,而直接从印度传入中国的见解,但并未明确指出传入路径为陆路还是海道。后来在《再谈浮屠与佛》一文中对自己以前所持观点进行修订,认为印度佛教分两阶段,经由大夏(大月支)和中亚新疆小国传入中国。

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后20年:

此时期较重要的佛教史著作有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一、二、三卷),以及郭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和《中国佛教简史》等,这些著作均持佛教最早经由西域传入中国内地的观点。

吴焯《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一书,从文化传播学角度论述佛教的传入,其论文《从考古遗存看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从考古学角度进行论证,认为佛教传入西域较内地晚,佛教最初在西域只是“过路”,并未停留,至少在公元2世纪上半叶后,佛教才逐渐扎根。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宋肃瀛,他在《试论佛教在新疆的始传》一文中,从文献角度进行论证。

陈恩志《佛教自有秦传入中国说》,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说法,主张印度佛教文化的东渐,至迟到了秦代就已经发生,对佛教传入中国之标准、印度佛教东渐的时代背景、佛教在塔里木盆地的兴起,佛教自新疆传入中国内地的时间、途径诸问题阐明了自己的看法。

陈世良《关于佛教初传龟兹》,认为佛教初传龟兹应在汉武帝在位期间

 

史称“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引)。大月氏是西域佛教盛行之地,口授佛经又是佛教的传统作法和我国早期翻译佛经的通行办法,因此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佛教传入我国内地的可信记载。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史学家均持此说。而吕澂先生则根据某些日本学者的考证,认为贵霜王朝前二代是不信佛教的,大月氏在贵霜王朝前,是否有佛教流传还值得研究,因此“伊有授经”之说是“更需要研究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

也有些学者认为西汉末年伊存向景卢口授经虽然是确实的,但这只是佛教开始传入我国内地的正式记录,因未受到朝廷重视,未得到传播,所以当时还没有宗教性活动。直至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佛教开始在贵族阶层得到传播。当时“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奉佛教的皇家贵族刘英”(郭朋《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刘英“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因此汉明帝在给刘英的诏书中褒奖他“尚浮屠之仁祠,絮斋三月,与神为誓”(《后汉书·楚王英传》)。所以有的学者认为把佛教视为“仁祠”,正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它的态度,而汉明帝颁诏褒奖刘英正是封建统治集团正式承认佛教地位的明确记载,因此方立天等学者认为“佛教传入中国应为两汉之际”(《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

在关于佛教传入中国汉地的故事中,后汉明帝感梦求法说最为著名。相传在永平十年(公元67年)汉明帝夜寝南宫,梦见金人:身长丈六,飞绕殿庭,顶佩白光。次晨,汉明帝询问众位大臣,博士傅毅奏道:西方有神,其名曰佛,正如陛下所梦。明帝听罢,信以为真。于是便派遣蔡愔、秦景、王遵等十多人出使天竺、拜取佛法。行至大月氏国,正好遇到在当地传教的天竺高僧摄摩腾、竺法兰。永平十年汉使梵僧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跋山涉水,回到洛阳。汉明帝礼请二位高僧暂时下榻于鸿胪寺(负责外交事务的官署)。翌年,又敕命于洛阳城西修建僧院。这就是著名的白马寺(《理惑论》、《冥祥记》、《后汉记》、《高僧传》、《洛阳伽蓝记》、《魏书》)。此说流传既久且广,唐朝韩愈在上唐宪宗的《论佛骨表》中也说,“佛者,……自后汉时流入中国……汉明帝时始有佛法”。然而现在大多数佛教史家却怀疑此说。理由有三:首先感梦遣使本身就非常奇怪。明帝做太子就和刘英很接近,故理应知道佛教的存在,梦而见佛不能成立。其次明帝派到大月氏国求法的使节蔡愔(即张骞)为前汉武帝时代的人,在明帝前约一百六七十年。当时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求法。还有替明帝解梦的博士傅毅,明帝时他尚是个少年,不可能在朝廷作官。日本学者镰田茂雄据此认为汉明帝感梦求法完全不是历史事实(《简明中国佛教史》)。有些学者在否定明帝感梦求法的传说故事的同时,对佛教是否在东汉初年已传入中国的事实进行了分析。严北溟认为佛教在东汉初年就传入了中国,但不能简单地确定在某一年内。任继愈则从当时整个佛教传布的形势,中国和当时西域诸国的交通等方面考察后,断定“佛教……开始传入当在东汉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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