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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明 心文化 心和谐——继承和发扬“黄金纽带”的和谐精神

作者:佚名 发表日期:2011-10-29 11:14:35 来源:互联网 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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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明  心文化  心和谐

——继承和发扬“黄金纽带”的和谐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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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黄金纽带”的提出和巩固

  十七年前的1993年9月28日,正值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四十周年,以山田惠谛(1895~1994)座主为首的日本佛教界为庆祝这一盛事,在京都隆重举行了“日中佛教友好交流纪念大会”,韩国佛教界许多领导人也参加了这一盛会。在这次承载中韩日三国佛教友谊的盛会上,时已86岁高龄的赵朴初(1907~2000)会长曾饱含深情地说:“中韩日三国的佛教文化是我们三国人民之间的黄金纽带,源远流长,值得我们珍惜、爱护和继续发展。”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三国佛教友好交流的悠久历史、珍贵价值和深远意义,得到与会韩国、日本佛教同仁的积极响应和认同。

  在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具体体现“黄金纽带”设想的“第一次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于1995年5月21日在北京隆重召开,来自三国的佛教代表105人出席了会议,另有500余位韩日友人列席了会议。此次会议以“友好·合作·和平”为主题,旨在开启中韩日佛教友好关系的新时代,积极推动三国人民的友好交流,维护东亚稳定,促进世界和平。此次会议的召开意义非凡,正如赵朴初会长在预备会议上所说:“我们正在做的是我们的先人没有做过的一件大事,这样的盛会在一千几百年来中韩日佛教关系史上还是第一次。”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为新时期三国佛教之间的友好交流拉开了序幕。

  1995年以来,中韩日三国共举办了三次大会及十二次佛教友好交流会议。这些会议不但增进了三国佛教界之间的相互了解,更增进了三国人民之间的彼此信任。回顾这些成绩的取得,我们不能不深情缅怀以赵朴初会长为代表的中韩日三国佛教界老一辈领导人,他们为促进三国佛教交流、增进三国人民友谊做了种种可贵的探索和努力。正是这些探索和努力,将三国佛教 “黄金纽带”连接得更为牢固了。

 

二、“黄金纽带”的历史渊源

  赵朴初会长在1995年第一次三国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开幕式上说:“我们中韩日三国人民、三国佛教徒之间有着悠久、深厚的亲缘关系。”  

  中韩两国人民之间的亲缘关系,要前推至三千年前中国周朝初建时期。当时的商朝遗臣,即在《尚书》中留下《洪范》这一名篇而被誉为“中华第一哲人”的箕子,带领数千名商朝遗民前往朝鲜半岛,与当地的土著居民共同建立起朝鲜半岛的王朝——箕氏王朝。箕子的到来,不仅带来了商朝的礼仪制度,而且带来了先进的青铜器生产技术,大大促进了朝鲜半岛的文明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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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宗教局王作安局长及中国佛教协会传印长老等中国代表团

 

  对于中日两国人民来说,这一亲缘关系的建立也在两千二百年之前。据《史记》记载,中国的秦朝时期,徐福奉秦始皇之命率领“童男童女三千人”以及“百工”,携带“五谷”种子,乘船泛海东渡,成为有史以来东渡第一人。当时中国已经进入了广泛使用铁器的农业文明时期,而日本却仍处于使用石器为主的原始氏族社会。无疑,徐福的到来,也极大地促进了日本文明的历史进程。正因如此,徐福在日本被尊为农耕神、蚕桑神和医药神,千百年来,对他的祭祀活动绵延不绝。  

  自从箕子和徐福分别搭建中韩和中日友谊的桥梁之后,中韩与中日之间便开始了持续不断的友好交流,根据其方式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通过中国大陆的移民,将先进文明分别带入朝鲜半岛和日本。这一阶段对朝鲜半岛来说,是从箕氏王朝的建立(约公元前11世纪),一直延续到三国时代之初(约公元前57年);对于日本来说,则是从弥生时代开始(约公元前300年),一直延续至古坟时代结束(约公元600年)。两者都有近1000余年的历史。这个时期中国所对应的,为隋唐以前的时期。

  第二个时期:韩国和日本朝廷派遣人员,前往中国学习先进文明。这一阶段对朝鲜半岛来说,主要是新罗王朝期间(约公元632年至公元935年);对日本来说,则是从飞鸟时代开始(约公元600年),一直延续至平安时代前期(约公元900年)。在此期间,日本一共派出了19批次遣唐使前往中国学习先进文明。这个阶段经历了约300年的时间。这在中国所对应的,主要是隋唐时期。

  第三个时期:政府和民间的交往不断进行,三国文化之间互相学习、互相促进不断扩大。这个阶段,无论是朝鲜半岛还是日本,都是从公元约900年前后,一直延续到近代,共有约1000余年的历史。前两个时期主要是以中国文化的输出为主,而在这个阶段,朝鲜半岛和日本在向中国学习的同时,反过来对中国文化的恢复和保存起到了莫大的促进作用,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如:唐朝后期出现的“会昌法难”,再加上近半个世纪五代十国的兵荒马乱,使中华文化,尤其是包括佛教典籍在内的佛教文化遭受到严重的破坏,而来自朝鲜半岛及日本佛教界的“反哺”行为极大地弥补了这一历史创伤。在中国宋元时期,高丽王朝的谛观(生卒年不详)和义天(1055~1101)等高僧入宋求法的同时,带回大量中国已经佚失的佛教典籍;元世祖驸马、高丽王子王璋(后为高丽忠宣王)奉王命遣使修缮杭州慧因寺时,在杭州监督印造大藏经50部,分赠于江浙名刹,对于宋元佛教的复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又如: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江南佛教遭到了严重的摧残。被誉为“中国近代佛教中兴之祖”的杨文会(1837~1911),因在异国他乡的英国伦敦结识被称为“日本近代佛教学鼻祖”的南条文雄(1849~1927),而得以从日本引进并出版已在中国佚失多年的近三百种佛经,成为近代中国佛教复兴的契机。  

  从如上所说近三千年的东亚文化交流史来看,中韩日三国的文明进程可说是相互交织、密不可分,三国文化更是水乳交融、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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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诚法师在交流会议上进行基调发言

 

  最近一个半世纪以来,日本的现代化进程远远超过了中国和朝鲜半岛。但遗憾的是,快速发展的日本在上个世纪上半叶被法西斯的阴影深深笼罩着,走上了残酷的对外侵略路线,不但给中国人民和朝鲜半岛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时给日本人民带来了莫大的伤害。然而,战争与对抗只是历史的短暂插曲,和平与合作才是三国人民的心愿和主流。就在那场残酷的战争结束后不久,中韩日三国民间友好交流就在悄无声息中萌动了,不忘法谊、心存良知的三国佛教界人士之间的真诚交往,无疑是这一美丽乐曲中最动人的音符。

 

三、“黄金纽带”的未来意义

  中韩日三国之间的文化交往,对于各自国家的历史进程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历史车轮驶到近代,随着西方文明的崛起,以及东方社会向西方世界的开放,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之间有了进行深度碰撞的机会,并呈现出由对话逐渐走向融合的趋势。正如赵朴初先生在1993年“日中佛教友好交流纪念大会”上所说:“当今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的消长、变化,总的局势越来越有利于缓和,有利于发展,也有利于佛法的弘扬;东西文化的大会合、大交融,更为佛法在当今发挥其净化人心、祥和社会的优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换句话说,在过去,中韩日三国之间的“黄金纽带”对于促进自身的文明进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今后,整个东亚文明作为一个整体面对西方文明的时候,三国佛教“黄金纽带”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近代西方文明的历史转折点为发生于公元十三世纪末期的文艺复兴。以阿利盖利·但丁(1265~1321)、弗朗西斯克·彼特拉克(1304~1374)、乔万尼·薄伽丘(1313~1375)为代表的文学三杰,再加上以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米开朗基罗·博那罗蒂(1475~1564)、拉斐尔·桑西(1483~1520)为代表的艺术三杰,共同拉开了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文艺复兴的帷幕。之后,马丁·路德(1483~1546)对已经走向腐朽的中世纪宗教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从根基上动摇了教会的权威,使每个信徒都能通过《圣经》直接与上帝沟通。有了人文主义的复兴,再加上宗教束缚的松动,以尼古拉·哥白尼(1473~1543)、约翰尼斯·开普勒(1571~1630)为代表的天文学家,以及以维萨留斯(1514~1564)、威廉·哈维(1578~1657)为代表的医学家,分别对天体和人体运行规律进行了研究和揭示,启动了近代科学革命的序幕,并使自然科学开始从神学中分离出来。自然科学的实质性进展,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产生莫大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波及到了人们的思想领域,具体表现即是以查理·路易·孟德斯鸠(1689~1755)、伏尔泰(1694~1778)、让·雅克·卢梭(1712~1778)为代表的法国启蒙运动的开展;然后是经济领域,具体表现为以亚当·斯密(1723~1790)、大卫·李嘉图(1772~1823)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建立;乃至于以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路德维希·安德列斯·费尔巴哈(1804~1872)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形成。

  以上对自然、社会及个人全方位的认知,从十三世纪末期至十九世纪上半叶,经历了近五百余年的时间。在这期间,西方文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包括中国、韩国、日本在内的东亚文明则步履蹒跚,逐渐落后于西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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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会场

 

  近五百余年西方文明的累积,为一门综合性学科——社会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社会学所关心的问题是整个社会发展演变的历史规律,这就要求人类对社会各方面要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才能使这门学科的创建成为可能。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被认为是这门学科的创建者,随后这门学科又被称为三大社会学家的卡尔·马克思(1818~1883)、埃米尔·涂尔干(1858~1917)、马克斯·韦伯(1864~1920)继续发展壮大。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分别从阶级斗争、社会分工、人类行为理性化三个角度诠释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由于他们的观察视角各异,理论建树各有所长,所以,今天当我们再次重温孔德的社会进化史观时,这些宝贵的思想理论对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将大有启发和裨益。  

  孔德通过对人类社会进化趋势和动力的研究,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源自于人类精神或智力的发展。人类精神或智力的发展大致经历三个不同的阶段:一是神学阶段;二是形而上学阶段;三是科学阶段。与此三个阶段相对应,他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三阶段:军事社会、法律社会和工业社会。更进一步地,与每个社会阶段相对应,他又提出了三种政权组织形式:神权政体、王权政体和共和政体。在孔德看来,西方文明历史,从上古到中世纪属于神学时代,是人类心智发展的开端;由文艺复兴至十八世纪属于形而上学的时代,是人类心智发展的过渡时期;十九世纪则进入了实证科学时代,人类的心智发展至顶点或最高境界。当时孔德生活的时代正处于第三个阶段。因此,在孔德看来,实证科学有着异常崇高的地位,他自然也将人类社会未来的福祉寄托于工业社会的构建上。

  根据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社会学家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从不同角度更为深入的研究,并基于对人类社会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发展历程的现实观察,对于孔德所提出的社会进化三阶段理论,我们有了更进一步的思考和发展。 

  首先,对社会进化三阶段理论的认识。孔德对社会发展三个阶段的提法其实并不严密,军事、法律和工业三个角度并不匹配。从社会物质基础来说,人类社会可分为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每个社会形态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也决定了这个阶段社会生产的物质丰富程度。原始社会以石器为主要生产工具,以猎狩采集为主要的生产劳动;农业社会以青铜器和铁器为主要生产工具,主要生产活动是农耕和畜牧;到了工业社会则主要以蒸汽动力或电力驱动的机器为主要生产工具,生产力得到大规模的提升,对自然界的改造和开发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对应不同的物质基础,社会组织形式分别为:神权政体、王权政体和共和政体;人类智力发展层次分别为:宗教阶段、神学阶段、科学阶段。这里的神权政体,即是原始社会以图腾崇拜、多神信仰或一神信仰等宗教信仰为主导的政体形式。在这个时期,政教完全合一,原始氏族社会首领往往同时承担着祭祀的重任,民众在共同宗教信仰所辖之下,享受着原始社会所特有的平等权利。王权政体,则与农业社会相对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民众分工的出现,社会出现了不同的阶级,比如君王、贵族和平民等。为了维护君王的权力以及社会的秩序,除了建立国家的军队之外,更重要的,则是为整个社会建立起共同的信仰,这便是君权神授学说的出现,也即所谓的神学体系。共和政体,则与工业社会相对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社会不同阶层经济力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经济地位不断提高的民众,要求民主的呼声自然也会不断增加,因此,王权政体必然为共和政体所取代。这个阶段,人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逐渐摆脱了宗教和神学的束缚,逐渐走向了客观与理性。  

  其次,对社会进化三阶段理论的发展。孔德将工业社会看作人类文明的最高阶段,现在看来,这种提法早已成为历史。那么工业文明之后,人类社会应进入怎样的文明呢?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主要特征,无不跟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有极大关联。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只能被动顺从,而无法有太多的作为;到了农业社会,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利用大自然提供的各种资源(如水力),而进行有规模的耕种;到了工业社会,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大幅度提升,人类则有更大的自由空间来利用自然,乃至改造自然。随着人类社会相对自然界地位的提升,神的权威在下降,君主的权威也在下降,乃至到了工业社会,人类中心主义便逐渐凸显出来,随之衍生出来的个人中心主义也开始四处弥漫。人类中心主义的出现导致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不和谐;而个人中心主义则导致了个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不和谐。这两个中心主义的出现,使得自然界、人类社会乃至个人都遭受到极大的伤害。为了解决这些矛盾,为了让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能够和谐共生并获得持续发展,人类需要建立第四种文明,即生态文明。有关生态文明的提法,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2007年10月15日)中说:“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尽管报告中只是强调了生态文明的自然属性,但实际上,作为一种崭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它同样蕴含有人类的社会属性,以及个体的生命属性。就社会组织形式来说,如果说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分别对应着神主社会、君主社会、民主社会的话,那么生态文明所对应的,则是一种蕴含着平等与圆融精神的和谐社会。不同的社会阶段需要不同的人类心智发展状态来支撑,神权社会需要宗教,王权社会需要神学,共和社会需要科学,那么,为了维系这一象征着理想状态的和谐社会,需要的是一种心学,或者说是一种“心文化”。这种文化唯从人类的内心世界出发,方能有效消除人与自然的对立,消除人与社会的对立,乃至消除人与自我的对立,从而使和谐社会的构建成为可能,使生态文明得以繁荣。

 

新文明 <wbr>心文化 <wbr>心和谐鈥斺敿坛泻头⒀镡溁平鹋Υ澋暮托尘梵宫前集体留影

 

  第三,和谐社会心文化体系的构建。回顾人类社会前三个阶段的历史转折点,从中可以发现,从原始社会到农业社会,或者说从宗教到神学的转折时期,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出现了灿烂的文明成果,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形象地称此一时代为“轴心时代”,大致时间约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这一阶段,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在西方有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佛;在中国有孔子和老子。尽管地域不同,但这些哲人的思想却有很大的相似性,都是将人类的视野由对外在神的信仰,转向对人类自身的反省和认知,这个过程常被称为“终极关怀的觉醒”。在“轴心时代”之后,无论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都进行了文明重构工作,将蕴含浓重人文内核的文化与宗教精神相结合,形成了各自的神学学说。第二个转折点,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在西方便是在文艺复兴及法国启蒙运动期间完成的;这一过程在东方则要晚很多,一直到上个世纪中后叶方才完成。因此可以说,从王权政体到共和政体——从神学到科学的转变阶段,是在西方文明的主导下完成的。人文思潮的兴起和自然科学的突破,使西方社会挣脱了宗教神学的精神束缚,促进了人类的理性觉醒。这一时期,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蓬勃发展为人类创造了非常丰富的精神财富。然而,建构在二元对立哲学理念和科学体系之上的西方文化,虽然创造了极度繁荣的物质文明,但同时也使人类中心主义和个人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弥漫于人类社会,造成了种种世界危机。所以,从21世纪开始,人类社会开始步入第三个转折点,即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从科学到心学的转变。应该说,对于这一历史使命,东方社会比之西方社会有着明显的优势,理当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东方社会在构建心文化方面之所以占有优势,是由其所具有的内在超越性特质所决定的。有别于强调外部超越的西方文化,东方文化不是以二元对立的视角来看待世界和人类自身,而是注重一切价值问题都回归到人的“心”中来化解,即通过内心的超越来调和人与外部世界间存在的紧张关系,从而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乃至人与自身的和谐共处。佛法正是这种“具备内在超越特质的文化”中的典型代表和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心文化的宝贵精神资源。在东方佛教社会中,中韩日三国处于最核心的地位。所以,中韩日三国佛教界的深入交流与积极合作,对于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人类文明,共同构建心文化、创造心和谐这一历史使命,具有更为重要和深远的意义,这也正是三国“黄金纽带”对于未来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与宝贵价值!让我们继承三国老一辈佛教领导人的悲心与宏愿,继续发扬“黄金纽带”的和谐精神,更好地发挥“黄金纽带”的历史价值和时代作用,共同构筑人类社会的美好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