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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来庵事件前后台湾佛教的动向——以曹洞宗为中心(下)

作者:佚名 发表日期:2012-02-22 16:12:25 来源:互联网 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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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来庵事件前后台湾佛教的动向——以曹洞宗为中心(下)
35 《宗报》第六一号,页15,明治32年7月1日。
36 《宗报》第五九号,页1~2,明治32年6月1日。
37 《宗报》第六五号,页16,明治32年9月1日。
38 《宗报》第八八号,页14,明治33年8月15日。
 

页296
8月1日假基隆天后宫内设布教所,40 同年12月1日芳川雄悟由凤山转任于此地之后,积极地展开布教,于星期日开禅学会(对象内地人居多),并布教于基隆卫戍医院。41 还有担任基隆慈善会的会务,照顾因淘金梦来到台湾,却找不到工作,穷愁潦倒于街头又无法归国的日本人。42 到了明治32年5月31日,原大泉来到基隆港玉田街的大本山布教所,43 之后有助理相川得宗的协力,于6月26日于卫戍医院开大幻灯会,强调卫生教育的必要性。44 又于
8月16日起每周日开禅学会,正科生读《碧岩录》、余科生则是《原人论》。45 由于当时日本人在基隆的人口约有一万多,46 又是日本人出入频繁的港口,所以基隆的布教师,布教的对象,似是以日本人为主。至于宜兰方面,则有小佐野玉眼,于明治30年赴任。47他热心地巡回各教会并说教,为该地官民讲《碧岩录》、《因明论》。又每周六定期向本岛人说法,之外军中布教,处理日本人的葬仪,亦是不可缺的工作。48最后谈到新竹方面,明治30年春足立普门由台中转任来此,设布教所于新竹城内太爷街城隍庙,一时曾使附近133寺院归属于曹洞宗。35年12 月,将在此地的任务交于续任的田中石光,而往中国的厦门兴化寺布教。此时在俗的弟子陈普慈,建立了名叫普明山的至善堂,故在他出发前,举行了佛像安坐的仪式。这是曹洞宗在台湾开教以来,由宗门人为开山,最早诞生的寺院。49 足立师在新竹布教的成果,为曹洞宗吸收了不少本土人的信徒,而他的在台布教生涯实自台中开始。(2)台中县
39 《宗报》第十九号,页14。
40 《宗报》第二一号,页14,明治30年11月1日。
41 《宗报》第三二号,页16,明治31年4月15日。
42 《宗报》第三七号,页26,明治31年7月1日。
43 《宗报》第六一号,页16,明治32年7月1日。
44 《宗报》第六二号,页12,明治32年7月15日。
45 《宗报》第六五号,页14,明治32年8月15日。
46 同注42。
47 《曹洞宗海外开教传道史》页69,昭和55年11月10日。
48 《宗报》第六六号,页1112,明治32年9月15日。《宗报》第六八号,页14,明治32年10月15日。
49 《曹洞宗海外开教传道史》页69。
 

页297
台中县的开教始于足立普明、长田观禅于29年7月赴任时。首先他们将据点置于彰化东门街天公坛,由于此天公坛壮丽宏伟,伽蓝的结构完整,堪称大寺,故到29年秋为止,是为陆军粮饷部所使用,后在足立、长田二师的奔走下成为曹洞宗的布教所,二师实时在此设立国语学校。此时在台中、鹿港虽有了官立的国语学校,但彰化距离二地各有三里远,这对居住于彰化一带的人来说,颇有不便之处,曹洞宗的国语学校的成立,正可弥补此缺憾。除了语言教育的推广外,二师于此坛先后开办禅学讲座,当时彰化守备队长锅岛大尉等将校以下的士兵们,都前来听讲。50 由此可知,此禅学讲座的对象,主要是日本人。不过对本岛人的布教亦是不遗余力。51又长田观禅,于31年5月2日起启建尸罗会(即授戒会)于彰化同庄(介于大肚山与尔骂头山间),修七天光场法要。其仪式内容,可说是遵循了本岛人的惯例,如七天法会的标题︰初日苦功悟道、二日叹世无常、三日破邪显正、四日正信除疑、五日深根信果、六日三昧水忏演焰口普施孤魂、七日孝义宝卷天光完满送神谢师。而每天的仪式内容,大致如下︰子时设供,丑时,男女大众进堂读经,请师父请空上表。卯时,献四方诸神斋供。已时,开讲,讲诵三昧经上部第一部上卷苦功悟道经文。午时,奉献茶敬诸神及鬼神斋筵。未时,开吊新众各人历代九玄七祖至佛堂顶礼安位座灵,并开演第一部下卷苦功悟道完满。申时,奉献晚茶敬诸神内外鬼魂。戍时,设莲台对诵经文。
值得注意的,是此尸罗会开始的前三天,前来参与者是百二、三十人,但进入第三天之后,人民逐渐去除疑虑使参加者增至四、五百人

,且受戒者多达八十四位。52 由此可知,长田师致力于投入本岛人的布教热忱。又长田师,也致力于彰化监狱的布教。53 他在36年冬开始于台中巿新社庄兴建台中寺,根据当时台湾新闻的报导,该区已有一个教务所、二个说教所、二位布教师,信徒人数有内地人103人,本岛人1417人,总计有1520人。54 此中二位布教
50 《宗报》第八号,页11,明治30年4月15日。
51 同上注。
52 《宗报》第三十七号,页27,明治31年7月1日。《曹洞宗海外开教传道史》页67。
53 《宗报》第五十二号,页13,明治32年2月15日。
54 《宗报》第一八一号,页8,明治37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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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即是长田师外,加上隅氏师。此时二师的布教方式,一方面采用了相当先进的幻灯片,一面也利用了相当本土的布袋戏。他们开始了街头布教,因得力于本土僧侣东性师及苏郑德合力演出木偶像,故使得布教发挥了很大影响力,而吸引了当地人的皈信,55 台中寺的兴建,也得以顺利进行,而在37年6月,举行了佛像安坐的仪式。56 谈到台中寺的兴建,当时是以八千五百圆的预算,要建大殿,而当时来自本山的补助款,仅有二千圆而已,且当时居住在台中的日本人也仅是四、五百户,其中除去真宗、净土宗的檀家,属于曹洞宗的,不超过二百户。因此要二百户,捐出六千五百圆的经费,毕竟是不太可能的,所幸得到台湾人的信徒,大力的支持使得大殿能顺利完成,57 这也告诉我们,当时二师是如何地致力于本岛人的布教工作了。
(3)台南县
明治29年5月,于台南首先打开曹洞宗布教之帘的是若生国荣、芳川雄悟二师。二师抵达台南之后,即致力于县内各处斋堂的布教。其结果,很多寺院斋堂同曹洞宗缔结了本末关系。但由于台南县内寺院、斋堂特别的多,因而促成了各宗派在此有了激烈的竞争现象,其情况仅次于台北而已。芳川师首先于台南城内万福庵,创设了曹洞宗立国语学校,甲乙两班的学生有二十余名。此外,每日到大天后宫通学接受国语教授的学生也有数十多名。芳川师除了教育台湾人学习日本语之外,自己本身也认真地学习台湾话,由此可知其布教的精神。58 后来他于30年1月转任于凤山,59 同年12月1日又由此转任于基隆。60 至于若生师,后则转任于新竹。61 继他俩之后来到台南的是陆钺岩,他在30年3月赴任。62 由于他有感于推广教育,必有助于布教,尤其是对台湾人布教,学校教育事业更是不可或缺。因为他认为以台湾人的性情来看,虽一时皈依了曹洞宗,也决不是出自内心真正的皈依,只不过是为了一时的方便而已的缘故63 。为此,他在就任之后,除了照常经营万福庵内的国语学校
55 同上注,页7。
56 同上注。
57 《宗报》第二六七号,页44,明治41年2月1日。
58 《宗报》第八号,页12,明治30年4月15日。
59 《曹洞宗海外开教传道史》页69。
60 见本文页296。
61 同注59。
62 《曹洞宗海外开教传道史》,页68。《宗报》第二七号,页11,明治
31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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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同年4月5日还设一校于支局(台南寺),又于4月16日在此支局设立夜间学校。开设初期的学生,合计多达九十多名。64 但过了一年,学生就增加到156人,成为台湾有数的私立学校之一。65 此中,以台湾人为对象的夜间学校的学生人数的成长是值得我们注目的。到了32年,国语学校的学生则增加到236名,毕业生或修业生中,有被诸官厅采用为通译或书记者。又为教授日本人的官民台湾语,而于31年5月开设土语学校,由通达台湾话的冈田原龙、竹岛文伶督导三名台湾人的教员(如陆振芳、叶寿臣、邱锡三)教授之,当时学生有82名之多。除了语言学校之外,也为日本人的妇人设立裁缝学校,教导裁缝、编织、看护等,当时学生也有53名之多。66直到33年9月6日陆钺岩转任曹洞宗大学林总监,归国离台为止,辅助陆师的从僧,先后有30年到任的冈田原龙、大村佛心;67 及31年11月23日赴任的冈田原龙、竹岛文伶、大场道贤;68 及到了32年增加了岛津博岩、井上秀夫诸师。69 以上诸师在台南的布教,除了努力经营上述的学校之外,还于30年6月组织台南妇人教会,会员有267人,每月28日共修。又有31年成立的台南佛教会,会员有182人,每月15日共修。70以每月共修的方式,来培养与会者的信仰心。又为将校已下有志者,于31年6月1日,在台南卫戍医院内成立了碧岩会,共同研读《碧岩集》等禅书及支那哲学。71 又从开教的初期,因有通译王庆的协力,所以能经常拜访当地的城隍庙、岳帝庙、开隆宫、德善堂、观音亭等,为当地人作定期的说法布教。到了32年以后,也都经常在夜间,分别由冈田、大场、岛津、井上诸师到德化堂、广
63 《宗报》第四一号,页10,明治31年9月1日。
64 《宗报》第二七号,页11,明治31年2月1日。
65 《宗报》第四一号,页10,明治31年9月1日。
66 《宗报》第六二号,页16,明治32年7月15日。《宗报》第一○四号,页5,明治34年4月15日。
67 《宗报》第二○号,页15,明治30年10月15日。
68 《宗报》第四九号,页17,明治32年1月1日。
69 《宗报》第六一号,页15,明治32年7月1日。
70 《宗报》第六六号,页10,明治32年9月15日。《宗报》第六二号,页16,明治32年7月15日。
71 《宗报》第六五号,页13,明治32年9月1日。《宗报》第四六号,页12,明治31年11月15日。《宗报》第六二号,页16,明治32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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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院、万福院等末寺共修并说教。72继陆师之后任支局局头的是山口县吉敷郡小郡村正福寺的住持松村道隆,他于33年11月抵达台南。随后,他在支局内成立了育英会,34年4月1日起授课,分有汉学部(日本人二十多名)、英学部(十名)。73 此外,井上秀夫师随陆师游历南清印度之后,34年3月再抵台南,独立兴办台南义塾,集该地巡查宪兵、军人及诸官衙的官吏四十余名,置有汉学、英语、数学、簿记学的科目,并聘请数名讲师,热心地教学。74嘉义方面的布教事业,始于铃木雅吉,之后是铃木雄秀。他们的布教事业,也是不离监狱布教、台湾人布教、内地人说法及土人说教。75 凤山方面,布教师芳川雄悟于30年1月,取得了龙山寺为末寺,76 并于7月30日于派出所内设立土语研究会,并从事于监狱布教、对军人开办禅学讲座。12月1日芳川雄悟转任于基隆,由平岛高董继任。芳川雄悟于32年4月归国,并从台湾携回一尊明代古铜像,9月就转任于北海道。77 金子曹岩师是平岛高董的从僧,二位除了演说说教外,时时为有志者,讲《学道用心集》、《四十二章经》及《谛观录》等,培养日本人的学佛兴趣。又设凤山曹洞语学校,教育台湾人子弟,据说成果比公立学校好。78 平岛师的任期是到 32年3月止,其继任者是佐贺县实聚寺的住持染川齐源师,从僧助员也还是金子师。染川师赴任之后,曾参访过台南县陆师的布教之后,设立了国语学校,以台湾人学龄儿童为对象;又设立夜间学校,集合公学校毕业或同等学历者,教授他们高等的国语作文、算术,傍作佛学演讲;又为各将校官吏于每周三、六午后,在布教所讲《修证义注心经》、《佛祖三经》;还开英汉讲义,教授英文、讲汉籍;也设妇人教会;军队的演说、监狱的教诲、于凤山天后宫、旧城观音亭、打狗天后宫的巡回演说,弘扬佛教等
72 《宗报》第六二号,页12,明治32年7月15日。
73 《宗报》第九一号,页12,明治33年10月1日。第九六号,页16,明治33年12月15日。第一○四号,页5,明治34年4月15日。
74 《宗报》第一四三号,页7,明治35年12月1日。
75 《宗报》第三八号,页14,明治31年7月15日。第五二号,页12,明治32年2月15日。第六五号,页14,明治32年9月1日。
76 《宗报》第一七号,页14,明治30年9月1日。
77 《宗报》第二七号,页10,明治30年12月1日。第五九号,页14,明治32年6月1日。第七○号,页8,明治32年11月15日。
78 《宗报》第六二号,页13,明治32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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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布教活动,79 可说是不比台南少。总之曹洞宗在明治33年以前的布教活动,有语言教育(此中包含了日本语、台湾语、英语)、禅学佛学讲座(以日本人,尤其是将校为对象)、巡回通俗布教(对象是台湾人)、组织妇女会、佛教会、兴办诊所医院、军中布教、监狱说法等,可说是符合了总督府的政策。由此也可明白曹洞宗欲取得台湾当地的佛教资源,以继续开拓其在台的势力。但是如此以缔结本末关系的方式,随着时局渐趋安定有了变化,使得曹洞宗的在台布教方针不得不作调整。今根据明治41年的宗议会《宗报》第267号议案第四号教学部长新井石禅师的报告,将相关部份翻译于下︰
非常地想置一言叙述自台湾开教以来至今日的经过,我承认明治二十八年底着手于台湾的开教,而在二十九年、三十年几乎还是混沌的时代,宗门各布教师是非常热心地致力于布教的扩张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在那个时代里,台湾人既不了解日本政府的方针,又在日本人方面,也不清楚台湾人的性质,彼此事情没作沟通。特别是台湾也有无数的寺院、有庙宇、其中因为主要属于禅宗系统的寺院是占大部分,比较其它宗派,如曹洞宗、临济宗能够较早与台湾人缔结关系,且和台湾寺院结合的缘故。那是说到了今天看来,反而陷于招来不幸的结果。其理由是如众周知,在明治三十年前后,台湾的寺院或是庙中,像完成契约,说是属于曹洞宗末寺的,有一百多所左右的事实,曹洞宗像是一举席卷台湾的表象。可是像台湾人,是寺也好、庙也好,都有其主任,有其责任者,其保护者是固定的,这些人对其祖先的时代以来就附属的寺或是庙,都拥有充分的权利。那些人为了所有的制度一旦变更,台湾归属于日本占领,因为不知道自己所拥有的寺院或庙,会陷于怎样的命运?认为如果这些寺院、庙藉由日本佛教僧侣的手保护的话,就没有问题的缘故。那是为图自己所持有的寺院、庙的安全,暂时附属于曹洞宗的意思。到了台湾的秩序逐渐回复,而日本政府的方针也像是决定了的情形,在总督府方面、专用怀柔政策,而致力于保护当地人的权利,欲以使当地人满足的方针,处理诸般事务的结果,使一时属于曹洞宗的寺院或庙,更希望独立而逼总督府,或向曹洞宗交涉的情形。一方面,总督府对寺院制定了制度,以至于到了不可以擅意地以彼寺作为曹洞宗寺院而收容的地步。总之认为台湾全体的寺院很多是已经与本宗结了末寺因缘,但是一朝而陷于无关系的情景。如此,另一方面,为了有特殊方便的缘故,以其为依赖的事是一种疏忽大意,宁可在无权宜之处,虽是小规模而设定用地建
79 《宗报》第七二号,页13,明治32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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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院,然后计划布教的独立。80从以上新井石禅师的视察报告,可以知道日本治台初期,台湾本土的寺庙与日本宗教团体缔结了本末关系的动机,是基于国家王朝的更替,在社会混乱中,为求保护自己的寺产,且由于台湾寺院的僧侣来自福建鼓山者,或者赴福建鼓山、怡山、黄檗受戒参学者居多数,是属于禅宗的缘故,自然与曹洞、临济两宗较易结合,尤其是曹洞宗。但实际上其动机,也不是仅限于此,其中也有的是想得到总本山恩赐的金品,81也有的藉日本佛教的保护,图谋私利而惹官司的如开元寺住持宝山常青。82 如此的本末关系,到了社会秩序逐渐恢复稳定,且在总督府为了安抚人心,打出了保护台湾人权益的政策之后,遂告瓦解。日本佛教界欲取得当地佛教资源的美梦也随之惊醒,不得不重新评估、调整作法,尤其是有关于布教的场所,直到今日都是使用当地佛教寺庙的作法。为求布教工作能有更大的发挥空间,所以取得土地,建立属于自己宗门的寺院,也就成为重要的指标。可以说,从明治40年代起,曹洞宗进入了在台建寺的时期。如此情势的演变,总本山方面也有认知,为了巩固在台布教的基础,所以决定在台北、台南、台中、新竹各建一所寺院,且在兴建时也多与相当的补助。又决定从这些寺院中,选择台北的寺院作为两本山的台北别院,并由曹洞宗宗务局直接管辖之,特选具有临机应变才能的人当住持,期待专心振兴台湾各地的布教。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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