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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来庵事件前后台湾佛教的动向——以曹洞宗为中心(上)

作者:佚名 发表日期:2012-02-22 16:15:36 来源:互联网 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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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来庵事件前后台湾佛教的动向——以曹洞宗为中心(上)
释慧严
中华佛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华佛学学报第十期
页279~310
中华佛学研究所发行
1997.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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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曹洞宗在台布教事业,是日本统治时期台湾佛教史的一环,在此论文中笔者主要根据曹洞宗自明治30年起所发行的《宗报》,29年发行的《台湾教报》及《曹洞宗海外开教传道史》等的史料,来探讨自明治28年至昭和10年的四十年间,日本曹洞宗在台湾所从事的宗教活动。
四十年不算短的岁月中,从成为日本殖民地,在各地蜂起的武装抗日的社会动乱起,到被当局镇压安抚之后,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安定的演变中,曹洞宗在台布教的方针也在不断地作调整。这从明治29年的「台湾岛布教规程」,到昭和4年修订的「台湾岛布教法」即可窥知。而其布教事业,当然是自佐佐木珍龙于明治28年8月3日完成的「台湾宗教调查报告」开始,而根据其布教法规及在《宗报》上刊载的布教日志及会议记录,可以知道曹洞宗由初期吸收利用现成的台湾佛教资源,到自己开拓资源,觅地建寺,确立了以台北别院为统辖单位的统属关系所从事的弘法事业。其中,因注重兴学布教的原理,所以有从早期在各地创办国语学校,到大正6年成立的台湾佛教中学林。由于重视兴学方可布教,所以造就了不少人材。拙文就是循着上述的方向,探讨曹洞宗在台的布教事业。
关键词︰1.从军布教师 2.佐佐木珍龙 3.台湾宗教调查第一回 4.台湾岛布教法 5.本末关系寺院
 

页280
 
一、前言
  西来庵事件是日本治台时期,台湾人对日本人所作的最后且最大的武力抗争,1 它发生于大正4年(1915年)。虽称之为西来庵事件,但实际上它是这个革命事件的前半部而已。后半部发生的地方,是在礁吧哖的缘故,也被称之为礁吧哖事件。又因为主角是余清芳,所以也称之为余清芳事件。西来庵位在台南巿,事件后此庵已被夷为平地,战后原址,已为基督教的教堂。现位于台南巿正兴街的西来庵,是战后新建的。2 它原本是斋教的道场,但自称为大明慈悲国大元帅的余清芳和罗俊等,诉之于宗教的手段,以达革命的目的。因此他们以西来庵的再建,或法会为名目,暗地里进行军费及党员的募集,并令党员们喝下在神前烧的神符的灰水,而向神发誓之后,再授与护身符,也就是所谓的藉神降鸾,以诱惑大众的方式。不过此事件的计划,由于事前泄露风声的缘故,不致酿成重大事变。虽然一些相关人物被检举遭收押,但主角余清芳脱逃至礁吧哖投靠江定,终于诱发山村农民大规模的叛乱,这就是所谓的礁吧哖事件。
此事件爆发的背景,是因自明治44年(1911 )至大正3年(1914)的数年间,经常有所谓六十年台风侵袭台湾,对甘蔗的生产带来很大的灾害;大正4年(1915),又发生了虫害,米价的暴涨,使得礁吧哖一带的蔗农更加穷困了。由于礁吧哖即今台南县玉井,不适合种稻,故政府鼓励种甘蔗,其甘蔗由台南制糖工厂收购。关于收购的价格,在礁吧哖以外的地方,可以用耕作稻米为要求,故甘蔗价格可随米价而调整,这对不能拥有相同比照的礁吧哖地区的人来说,无非是制糖公司对他们的一种榨取。还有1910年至1914年的林野调查,当时民有地有九十七万三千七百三十六甲,但能得到所有权的,只有五万六千九百六十一甲,占民有地的6% ,其余94%全被没收为官有地。此外税收的繁重,奴化教育都使得住于该地的人,产生极大的不满。生活在如此的社会背景之下的人们是容易被激发,挺身而出参与叛乱的。何况余清芳逃到礁吧哖所依靠的江定,是位很得当地百姓信赖的人物。
关于江定的为人,依警察当局的记录云︰「江定为人豪阔而属匪类中有知识者。他在领台后即被推为区长,后因林杞埔事件(1912 )逃入山中,参加抗日游击队,带着妻子和部下潜伏礁吧哖山中数年,村人不但没报警,还补给粮食。在礁 吧哖一带的(下文中有日文部份,需有细明体才可阅读)
1 池田敏雄氏〈柳田国男台湾----西来庵事件----〉(《国分直一博士古稀记念论集、日本民族文化周边、历史民族篇》页465),论集编纂委员会编,新日本教育图书株式会社,昭和55年10月1日。2 同上书,页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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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来说,江定是位抗日英雄。」时余清芳以其为副将,兴起以武力袭击官厅的举动。此叛乱长达一个多月,在最后的决战即大正4年8月3日礁吧哖支厅南庄派出所的包围战中,猬集千五百人左右的住民直接参与战斗。时参加叛乱的村落,是现在的南化、玉井、甲仙、楠西、左镇、内门、新化,但为此事件的中心地,而且造成很多人牺牲的是南化庄(南化、中坑、菁埔寮、竹头崎、北寮、西阿里关、西大丘园)。依1975年乡公所的调查,当时的牺牲者即被军队、警察杀害的住民、刑死、服狱的,计有六百八十八名(当时人口推定为四千人左右),可以说是相当惨烈的抗日事件,不过事件的实质,可说是为抗议土地被收夺的农民暴动事件。
事件发生时的总督是安东贞美,时值当局正筹备「始政二十周年纪念」的庆祝事宜,故对事件前甫上任的安东总督而言,如何处理该事件,就成为重要的课题。由于该事件与在家佛教即斋教有密切的关系,故安东总督不待事件结束,就从10月至翌年3月,实施全台湾旧有的宗教调查。3 此次调查系专依台湾之旧惯宗教而行,但此次的调查由于准备欠周详,故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故宗教调查在大正5年3月之后,还连续作了二次全台的调查公报。首次是在大正5年4月起,以一年为期。
此次的调查,是委托各地方厅的公学校教员及警察等,但因「调查事项的取舍,记述的粗细等无统一故」;于6年9月开始,进行第二次的调查。此次调查于7年初完成,为改善上次的缺陷,印制了「关于宗教调查的记载范例」,分发给各地方厅,令各厅负责宗教事务的职员,承担此调查的工作。他们再将「调查报告书」及「寺庙台帐」寄回社寺课,其册数之多达有13间,由于明治45年来台,执掌蕃人教化、宗教调查等的事务。大正7年1月任台湾总督府编修官兼翻译官(《南瀛佛教》12之2,页28,昭和9年2月1日)的丸井圭次郎等加以整理,于8年3月历经近四年的岁月,第一卷的《台湾宗教调查报告书》,也就是第一回的宗教调查报告问世了。此卷的内容,是依台湾的旧惯及与宗教有关的事物。原本计划,继几个月内完成以神道佛教及基督教为主的第二卷,但遗憾的是终究未能问世。4虽是如

此,总督府基于政策上的需要,遂于大正7年6月将地方课内关于社寺事项的单位(自明治34年11月至大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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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上参考上引池田氏文。事件的结束,是到了大正5年7月,江定等37名被判死刑时(《台湾大年表》,台湾经世新报社编,绿荫书房,1992年3月5日)。又参考蔡锦堂氏《日本帝国主义下台湾宗教政策》第二章宗教调查制度整备,第一节西来庵事件,页49~51,同成社,1994年4月15日。《南瀛佛教》七之三、杂报、第二回宗教调查,昭和4年5月。4 《台湾宗教调查报告书第一卷》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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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6月),提升为隶属于地方部的社寺课,进而于大正8年6月,改属于内务局社寺课,而首任社寺课课长的是当时负责汇整寺庙台帐,宗教调查报告的丸井圭次郎。丸井氏担任此职,直至大正13年12月因总督府官制改正的缘故,社寺课成为内务局文教课的社寺系为止。辞去社寺课课长的丸井氏,于大正14年1月3日从基隆撘乘「备后丸」返回日本,后就职于大正大学。
5 丸井氏于昭和9年(1934)1月14日逝世于东京(《南瀛佛教》12之2,页28,昭和9年2月1日),享年65岁。在长达六年半的课长任内,如果要谈丸井氏的贡献,当是他在大正10年结合了台湾佛教界的精英而成立的「南瀛佛教会」,该会的会员只限于本岛人,但它却超越了内地(指日本)、本岛(指台湾)各山派及僧俗(指僧侣及斋友)的组织团体,而且它自成立以来,一直存续到战后,国民党政府迁台,中国佛教会取而代之为止,所以可以视南瀛佛教会的动态,为此一时期台湾佛教活动的标示。但是西来庵事件的发生,正是日本统治台湾将届满二十年,在此二十年中,日本佛教的各宗派,在台湾布教的成果及其影响将是如何?故本文将此南瀛佛教会的成立为分界点,来一探此会成立前后台湾佛教(当然包括日本佛教各宗派在内)的动态。
二、日本佛教各宗派在台布教
日本佛教的传入台湾,是起于纪元1895年(明治28年,光绪21年),满清政府因甲午战争的败北,于4月17日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依此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因此日本军队于5月8日起,陆续登陆台湾的时候。为什么日本佛教会随军队而传入台湾呢?这是由于日本军队内,均有从军布教师的缘故。如曹洞宗的佐佐木珍龙他就是奉该宗两大本山(永平寺、总持寺)之命,随征清之师,驰驱于辽东、山东,后来在明治28年随南进军而驻锡于台北。6 由此可见从军布教师的派遣,并非仅限于台湾而已。又日本自江户时代,幕府为弹压基督教徒而将檀家(信徒)法制化,即寺请制度的建立起,全国士庶皆固定归属某宗某派的某寺,因此军队将领士兵的宗派所属自然不同,随之从军布教师的僧侣也就来自不同的宗派。又必须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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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考前揭蔡锦堂氏书,页67~70。《台湾大年表》大正13年12月条。
《南瀛佛教会会报》二之六,大正13年12月23日;同上《会报》四之四,大正15年7月。笔者参考蔡氏书及《台湾大年表》的相关记录,认为《南瀛佛教会会报》的记载可能是指地方部的社寺课,因此江氏的说法可能有误。见注176 佐佐木珍龙氏〈护国山台湾寺创立喜舍金劝募趣意〉(曹洞宗《宗报》第五十九号,曹洞宗务局文书课,明治32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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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本佛教的宗派区分是非常严格的,与台湾或中国佛教那种融和性的宗教性格是大不相同。由于这样,日本人所信仰的佛教,其日常功课所使用的经典、所受持的教义、信仰型态、更重要的是与生死有关的宗教仪礼,也因宗派不同而相异,这也是日本军队中,存在着各宗派的从军布教师的缘故。要了解这种关系的话,可以进一步从从军布教师所担当的职务来看,即可明白。
根据《真宗本派本愿寺台湾开教史》中云︰抑本派布教使踏足于台湾最初的目的,是在从军布教。而此从军布教,实是起于明治二十七、八年的战役。即以明治二十七年十月三十日,得大本营的许可,由本山所派遣的的木山定生氏,巡回第

一军、第二军战线及各营所医院,而从事于慰问、布教、或葬祭等事为嚆矢。其次,于翌年二十八年一月,令香川、鹿多、弓波、伊藤四氏赴战地,配属各军队。今明如上人翻传,窥当时事,明示如下︰二月于广岛召集混成枝队,命藤岛了稳向大本营请愿从军布教使附属事,得其许可,与该枝队之间,作如下缔结︰
一、从军僧慰谕出征中士兵,而不可怠。
二、对死亡者、疾病患者,处理葬祭、或有时可从事看护。
三、遗骨送至广岛本愿寺的出张所,出张所将之转送于遗族或亲戚。混成枝队广岛滞在中,令赤松连城出张(出差),与从军僧鼓舞士气,勉励彻底贯彻圣旨。从军布教者的任务,虽不能言一概,但大体上,因地随时,从事如下事项的工作︰访问各兵营,传达本山的意志,授与名号,寄赠书籍等。访问各病院,对患者给与安慰事。于适宜之所开教筵,对士兵与军夫说关于安心立命、及卫生风纪等事。
四、处理死者的遗骸,或火葬、或埋葬等葬仪之事。
五、举行追吊法要之事。
六、将死者的遗骸及遗物,送至本人乡里。(笔者自译页1~2)
由以上净土真宗本愿寺派,与广岛第一军、第二军所签订的从军布教师的任务来看,可以知道从军布教师的任务,在于协助军方,传达政府的旨意,对从军者给与精神的安慰、士气的鼓舞、照顾看护伤员士兵,处理死亡士兵的遗骸及相关葬仪。如此的职务,是各宗派从军布教师所必须负起的。7 由此可以知道,最初各宗派的从军布教师所负的任务,并非如《台湾省通志稿》(卷2,页102)或《台湾省通志》(卷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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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所说的「当初各宗本山各设临时局,从事慰问出征军人及军属」那么单纯。
在这些从军布教师进入台湾之后,所做的工作,当然是如上所列举的事项,因为日本政府接管台湾,并非是和平无战事的。在日清缔结马关条约,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的消息传到台湾,台湾方面于5月10日以台湾巡抚唐景崧为总统,成立台湾民主国以抵抗日本政府的接管。但是6月2日初代总督桦山资纪于基隆港外海会见满清特派使节李经方,完成台湾及澎湖岛的授受,6月3日近卫师团占领基隆,桦山总督于5日登陆基隆,并假旧关税署成立总督府,唐景崧就乘德国汽船逃亡厦门、14日桦山总督率领文武官僚进入台北城,17日举行始政典礼,8 尔来总督府仍得面临处理一波接着一波的抗日运动及地方上的暴乱。在如此的时局里,从军布教师是如何看这时局呢?
临济宗松元无师于《镇南记念帖》「镇南山缘起」中云︰回顾明治二十八年本岛入我版图,虽只是支那政府形式上的割让,非和平地将其土地人民共入版图。本是化外剽悍之民,当然不奉本国政府之命、服我新政。狞猛之士,起义于所在,或称义军,或唱共和,匪类横行,民政不行,以致不得已,一时布以军政,以讨伐为事。自是以后,全岛生民扰扰,殆无宁日,恒达五年之久。明治三十一年故大将总督(儿玉源太郎)赴任,时全岛已达扰乱之极,以文治实无可作为,于是当面之急务只是武力而已。然徒偏用威武,而如玉石俱焚的话,怨恨蚕丛而官民相杀伤,至其终极,徒结人种的仇怨,如此本岛新附的赤子将待何时,得沐我皇上深仁厚泽呢?故大将处斯至大难局,徐察民情归趣,知悉民心迷惑之根源,一面参酌旧惯,善案排民政,一面充实军威,勉亢凶之征服,极恩威并行之妙用的话,就是那种的匪类,也大惧必罚之威,深服信赏之恩,不期年,全岛生民始知王政之懿美,得归皇上覆育之鸿恩。……自明治二十八年至三十二年,本岛实处于如以上乱杂的状态。当此之时,经常向雷同匪贼的剽悍狞猛的土民示以正法,使想一擢万金自母国冒险渡来的商民,知道因果必然的道理,孤锡飘然,渡来本岛的禅僧,是现住安东县镇江山临济禅寺的住持(细野)南岳和尚。然时维明治三十年,匪类渐逞贼势,吏乏操守,民不安心。陆续渡来的母国商民,互渔奇利,只管竞浮云致富,忘义理、弃廉耻,朝阿謏官衙,夕诱惑吏人,只是争利,千态万状,如百鬼夜行样。……当时南岳师目击此景,以为在时势民情至此之极的本岛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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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见上揭佐佐木氏文。
见《净土宗海外开教》页31,净土宗开教振兴协会,平成2年3月1日。
8 以上参考《台湾大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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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到底非微力所能,不如东归,寻出具大力量的善知识,强请飞锡。……9
上文中谈及的细野南岳和尚,是属临济宗妙心寺派,于明治29年驻锡台北。10 他在台半年多的时间,11 考察了当时的时势民情,终感自己能力的微薄,无法以佛法济世,因而东归日本寻找适当人材来台,终于找到了足利天应师,于明治31年早春一同联袂来台从事布教的工作,12 这也是临济宗妙心寺派来台布教的开始。在细野南岳的眼里看来,当时(明治29年~30年)的台湾社会,除了各地蜂起的暴乱,致使生民涂炭外,尚有日本商人陆续涌入台湾争相渔利,使台湾人民不聊生的现象,这在身为一位宗教师来说,是非常痛心的事。
又曹洞宗的佐佐木珍龙随南进军,于明治28年5月18日入台之后,奉两本山宗务局之命,随从台湾总督桦山资纪视察台湾之便,调查了台湾的宗教。他从瘴烟毒雾之中,于该年8月3日完成了调查,并在12月中归国复命前,向宗务局提出了调查报告。这份调查报告,影响日后曹洞宗对台布教计划至巨,但容笔者后述。在此先来看曹洞宗议会议员于明治29年11月20日提出讨论议决,30 年1月正式实施的「台湾岛布教案」议决的理由。兹将其理由的内容翻译如下︰依据佐佐木珍龙视察复命的书类及调查陈述其它的凭证,台湾全岛的人民大概是为佛教的信徒,而其多数的寺院属我曹洞宗,其僧侣传承佛祖正传的法脉,礼佛诵经亦不见多大径庭之处,但至于其布教传道之事,已是荒废至极……。台湾岛整体的现况,我政化日尚浅,而未充洽民心且百般施设今方属筹划中。是故关于宗教事即如社寺的制度,未就经理之绪。依此,如本宗寺院特派布教师与寺院管理者之间,也缔结本末统属誓约的寺院虽多达七十余所,但也仅止于相互的私约,未能获得官厅的公证,进而不能获得支配其寺院及僧侣的权限。何况于其檀家信徒,连一个统属归著者也没有,呈现混沌未剖之观。今如令特派布教师等,向总督府禀议制定社寺制度,总督府亦将着手筹划之。然而真言、净土、日莲及真宗东西两派等各各特派为数颇多的布教师,加上交付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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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镇南记念帖》页3~4,台湾台北镇南山临济护国禅寺,大正2年7月15日。
10 江木生氏〈佛教各宗台湾传来变迁及现势〉(《台湾佛化》第一卷第一号、昭和12年11月16日)。此文原发表于《南瀛佛教》15-2,昭和
12年2月1日,题为〈内地佛教台湾传来其现势〉。
11 《镇南记念帖》页4。
12 同上书页6。前揭江木生氏文作明治30年可能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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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布教资金,不分昼夜致力布教,特别是如真宗东西两派,投下无限的资金,大大有所策划。而真宗东西两派及真言净土日莲等宗派于布教上的方针,亦与我宗的方针大同而少异。然而依我宗于台湾布教,比佛教各宗先着手,其成果的一部份亦不是没比佛教各宗稍微优势之处,以是或有一部份自然地成为竞争的事情,也就是说我宗的台湾布教,作为新版图的事业,不啻有非常困难之处,又其它亦有难言的困难。往后的发展,实需要非常的忍耐勤勉和众多的资金,这是无庸多论的。(页13~14)13
又《宗报》第三号「论说」台湾布教中云︰我帝国于武力既得台湾,然实际未镇抚,相继而来的军队冲突,是为感情的冲突……。至于其宗教,彼此无特别差异,均沐浴于世尊一味的法恩者。施设得其宜,镇抚不失其当的话,于其军队将相继而起的冲突,容易地可以调停。感情的冲突既调停,军队的冲突奏其功,全岛与我本州岛亦无异。而为此所关的政化,固虽大,宗教给与的作用亦非不大。台湾这地方虽有少数的耶稣教徒,领有枢要之地,至于一般人民的思想,悉皆佛教的信徒而处于土僧教化之下。以其同一佛教,化其同一佛教徒,使皇恩洽于边陬之地,此岂非佛教徒之一大任务也。况同岛的佛教,十之八九是奉佛祖正传之宗者,而与我曹洞宗是处于颇有密切的关系。……我宗于该岛布教,有此好的地位也。然各宗的锐意努力,决不能使我宗独安此好的地位,加上台湾总督府采取,只要尽力于土人教化,不问其宗派为何,都使其继续占有寺院的方针。台湾之地正使佛教各宗演其教化的生存竞争,进行其优胜劣败。我宗今有所踌躇,此将功亏一篑也,不可不本末(本山与末寺)协同,大尽此事,此本山之希望,亦该为末派之舆论。(页4)14又《台湾教报》第一号、社说「对台湾布教策私见」中云︰惟我大日本帝国的宗教,可说以神佛二教为限,何者神道,以神圣历史为国体之经,佛教是以王法佛法无二的妙法为国体之纬。彼普天之下无国土无国王之一神教,永不合我国体妆v教。至于现今热心从事于台湾布教的日本宗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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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曹洞宗《宗报》第一号,明治30年1月1日。
14 明治30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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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与量力的保护,不正是日本政府宜采取的对台政策的一部份吗?况乎在来的寺院庙宫等,其住僧大都逃亡而有日极颓废之观。新政厚德的日本政府而若嘱此荒芜荏苒,使附战痕弥缝,对我台地的人民,毕竟惹起恶感是无庸待言,我辈布教方面正视察事实。尔政府该如何保护,此有二。其一曰︰尽可能不将宗教家与军事政治相提并论,而得应用使用丈量的土地;其二曰︰原有的殿堂等建筑物,悉将之分与宗教家,附属于其寺院的财产什具,并如旧下附。如此本国派遣的宗教家得以安全地弘道,土民感化的成果自然能举
。(页7)15
由以上四种资料可窥知,明治28年、29年之间,台湾社会的混乱。在这混乱的时局里,台湾在地的寺院有自动与曹洞宗缔结本末的关系,企盼得到日本佛教的保护者有七十多所寺院。也有许多是呈现无住僧的真空状态。值此时,总督府除了一面用武力镇压,一面也考虑到以宗教----尤其是佛教来镇抚人心,这从当时桦山总督对从军布教师所说的︰「日本的佛教家来台湾抱持想要弘扬自己的宗旨,扩展自己的佛教的观念是不可以的。……今当治理此岛,无论如何宗教是必要的,关于这一点,是决不可说想要弘扬我宗的宗旨,扩大我佛教,以我所说的国家观念,请日本佛教家尽力。」(《从军实历梦游谈》页97)可以窥知。但实际上各宗派的从军布教师却视台湾为一块可以发展的新天地,所以互相竞争,欲取得在地佛教资产的意图相当明显。不过在此生存竞争的时代里,各宗派所投下的人力财力也相当可观,同时为达到预期的效果,各宗派似也制定了在台布的规则及经费的供应。此时在台有布教活动的宗派,则有曹洞、真言、净土、日莲及真宗东西本愿寺派。此中,曹洞宗的在台布教,比较其它宗派,有捷足先登之势,同时所获得的在地佛教资源亦较他宗丰富。但因总督府的宗教政策,是采自由放任而非偏袒曹洞宗或某一宗派的缘故,曹洞宗的从军布教师深感居安得思危。因此,为了维持上述的优势,曹洞宗在台的布教师,不论其人数或布教计划都较他宗略胜一筹。这从净土宗的武田兴仁所传述的日本诸宗派在台开教的情况,就可知道。今将其文译述如下︰此时在台湾最大的日本佛教宗派是曹洞宗,已有十余名的布教师活跃着,可预想还会再增加五、六名。又布教、教育的态势也确立了,也计划着建设日本式的大寺院,更企划着发行《台湾教报》的杂志。在真宗本派八名的巡教师,分别于台南、台中、台北活跃着。在台南主要是从事于教育事业,台中是以军队布教为主,台北是以原地人布教为主。真言宗是以日本人布教为主,三名布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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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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