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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葦渡江」與「喫肉邊菜」──兩個著名禪宗故事的歷史探究

作者:曹仕邦 发表日期:2012-02-22 13:57:47 来源:互联网 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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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禪宗有兩個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其一是初祖菩提達磨(Bodhidharma)的「一葦渡江」。這故事最早記載於克勤禪師的《碧巖集》,故事說達磨祖師訪問過中國的南朝之後,旋即折下一莖蘆葦,乘著它渡過長江到北朝去。而克勤本人亦稱這只是一個傳說。

  經過仕邦一番探討之後,知道這故事起於南宋建炎3年(1129)金兵大舉南侵並攻佔宋都臨安之後。大抵經此一役,南宋人感到長江並非難越的天險。加上其中的知識份子們想起讀過的《三國志》載有吳國重臣邵續向吳國末代君主孫皓上疏稱倘使不加強長江沿岸防務,則敵人「一葦可航(乘著一株蘆葦便可航行過來進攻)」。

  緣於邵續的譬喻,人們便創作了「達磨一葦渡江」的傳說,來諷刺南宋政府的江防太弱。
  其二是六祖慧能的「吃肉邊菜」,這故事僅見於元僧宗寶的《六祖壇經》。故事說六祖剃度前曾追隨獵隊作近似僕役的服務,但他在這期間仍堅持素食。每當獵人們煮肉之時,慧能便將野菜寄肉鍋中煮,然後僅喫菜下飯,稱為「吃肉邊菜」。
  經過仕邦較深入的探討之後,發現慧能本屬南方蠻族的「獠人」,而這民族在古代以擅長夜獵出名,因此管見認為獵人隊伍所以接受未出家的慧能,是緣於他的夜獵技能,換言之,他其實是獵人的一份子而非隨從,身為獵人,自然免不了獵殺禽獸,因此慧能在塵世時可能並非素食主義者。
  此外,仕邦在另一探討有關華夏人西行求法史的著作(此書行將刊布)中,發現古時循陸的求法者不問僧俗,都依附旅行商人的集團西邁。一來旅行商人們熟悉路途;二來在旅途中商人們會提供求法者以飲食。
  根據戒律,沙門是許食「三淨肉」的,即未親見殺生的進行,未聽說特地為了招待我而宰殺畜生,更未疑心這些肉特地為了招待我而宰殺烹製,則我這出家人可以喫這份肉。因此在魏晉六朝的求法沙門,是可以接受肉類供養的。
  然而到了唐代,西行僧俗都清一色成了素食者,那麼在途中如何解決食物問題?仕邦有一假設,就是當旅行商人們煮肉作餐之時,求法者以自攜的乾菜或在郊野採摘的野菜寄肉鍋中煮,然後光吃菜疏下飯,如此便不必另行生火煮食。
  倘使仕邦的假設為確,求法僧俗在「吃肉邊菜」了,則大可斗膽地說這假設的故事為宗寶著書時所吸收,再轉化而為慧能的故事,用以掩飾六祖在俗世時曾經有一段行獵的生涯!
關鍵詞: 1.「一葦可航」 2. 慧能大師披剃前的行獵生涯 3. 蔬食與喫三淨肉

      4. 求法沙門與旅行商人

  禪宗有兩個膾炙人口的故事,一者是初祖菩提達磨(Bodhidharma,卒於563)的「一葦渡江」,另一是六祖慧能(638~713)的「喫肉邊菜」。這兩則故事其實都帶點傳說的味道,而其產生亦各有其歷史背景。今值本中華佛學研究所創辦人釋聖嚴博士上人七十大壽,謹自歷史角度探究這兩個故事的來源,草成這篇劣文,為 上人壽。

一、「一葦渡江」故事的來歷  「一葦渡江」是人所共知的達磨祖師的故事,如今所繪的達磨立像往往都畫成這位來自南天竺的禪師站在一枝浮在水面的蘆葦莖上,以示他正在渡江。不錯,菩提達磨的確是到達南朝後不久便渡江北上,進入北魏,但早期有關僧史,都不說這位初祖乘著一莖蘆葦過長江。記載達磨最早的史料,是唐釋道宣(596~667)《續高僧傳》(《大正藏》編號2060)卷16〈(北)齊鄴下南天竺僧菩提達磨傳〉略云:菩提達磨,南天竺婆羅門種,初達(劉)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北)魏。(頁551中~下)是達磨來到劉宋境域之後,後來更轉往北魏。按,南北朝對峙之時,一直以淮河為界,渡過長江,仍在宋域,及至越過淮河,方入魏境,史書未說達磨「一葦渡江」,因當時長江兩岸都在劉宋國內,江中渡船不少,大可乘舟而過。
  及至唐代中葉,禪宗因六祖的弘化而日漸成為氣候,禪門中人也修撰本宗的史書,現存最早一部是唐釋智炬撰《雙峰山曹侯溪寶林傳》(以下簡稱《寶林傳》),[1] 卻改稱菩提菩磨在梁武帝(502~549在位)之時方達中夏,[2] 其書卷8〈達磨行教漢土章,布六葉品第三十九〉略云:菩提達磨(乘舟)經于三載,至于廣州,刺史蕭昂出迎,時當梁普通8年(527)丁未之歲9月21日。聞奏梁帝,梁帝下詔赴京師,武帝親駕車輦,迎請大師昇殿供養。爾時武帝問達磨曰:朕造寺、寫經及度僧尼,有何功德?達磨答曰:無功德!武帝曰:云何無功德?達磨曰:此有為之善,所以無功德。是時梁帝不晤此理,遂普通8年10月19日貶(泛)過江北。(頁1322上~1323上)也沒有說達磨「一葦渡江」。
  然而《寶林傳》是近代纔因《趙城藏》的發現而再示現世間,此書曾長期隱沒不彰,故最早宣傳達磨在梁武帝世來華的禪宗史籍,應是北宋釋道原(約1004~1007時人)的《景德傳燈錄》(以下簡稱《景德錄》,《大正藏》編號2076),其書卷5〈天竺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尊者傳〉略云:

菩提達磨之東來也,凡三載初至番禺,實當梁武(帝)普通8年(527)也。(及至晤梁武帝而話不投機而後,達磨)潛以(10月)19日去梁渡江,23日北趨魏境。(頁742中~下)

  據此,《景德錄》也未說這位禪門初祖「一葦渡江」的啊!那麼此說從何而來?
  仕邦偶閱南宋釋志磐(約1258~1271時人)《佛祖統紀》,其書卷37〈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四〉略云:大通元年(527),南天竺菩提達磨汎海至廣州,詔入見(梁武)帝,問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云: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云不識。帝不契,師遂渡江入魏(自註:圓悟云:後人傳折蘆渡江,未詳所出)。(頁350上~中)知道最先提到「折蘆渡江」的人是「圓悟」,這是指宋代禪宗重要人物圓悟克勤(1063~1135),因取克勤所撰《碧嚴集》尋檢,然而不論在《大正藏》編號2003此書卷1頁140上和《卍字續藏經》冊117此書卷1頁128背面,都未見「折蘆渡江」的記載。唯有《般若文庫》本編號042,歐陽宜璋先生點校本的《碧嚴集》[3] 卷1〈達磨廓然〉(原名〈武帝問達磨〉)略云:(梁武)帝不契,遂出國,渡江至魏。後來有傳折蘆而渡,恐亦不詳,此乃讚歎之言也。(頁54)大抵「折蘆渡江」一說有點神話意味,故《大正藏》與《續藏》的編者都把這句自《碧嚴集》中刪去,幸有歐陽宜璋先生的點校本保存了這一說。不過無論如何,志磐當日所見的《碧嚴集》確有此語,磐公纔引述於自己的著作之中。
  此說何以產生?圓勤克勤是北宋仁宗(1023~1061在位)嘉祐8年至南宋高宗(1127~1162在位)紹興5年時人,而高宗建炎3年(1129),金兵大舉入寇,渡江攻陷臨安,高宗入海避難,至明年2月,金兵始北返,這是一般「中國通史」一類書籍都有言及,無待細舉。大抵南宋人經此役而感到長江並非天險,金兵能輕易渡江攻過來,故產生了達磨祖師輕易地「折蘆」便渡過長江之說,而為克勤禪師筆之於書吧!這一傳說,多少有譏諷南宋政府軍防守長江不力之意。

  到了南宋末造,有釋本覺禪師(約1265~1274時人)《釋氏通鑑》(《卍字續藏經》冊131)卷5略云:(達磨與梁武帝話不投機而後)遂去梁,折蘆渡江,(10月)23日北趨魏境。(頁421正面下)自此「折蘆渡江」從傳說正式編入禪門的史書了。
  「蘆」、「葦」本來是同一事物,但「折蘆渡江」跟「一葦渡江」在語意上頗有不同。因為「折蘆渡江」可以解釋為達磨祖師折下相當數量的蘆葦株,編成一隻草筏來乘以渡江;或折下數十株蘆葦綁成一束,抱著它借助其浮力以游泳渡江,因為這句話未明言達磨僅折一株蘆葦啊!
  那麼何以從「折蘆」轉變而成「一葦」?卻原來受到西晉陳壽(233~297)《三國志》[4] 的影響,其書《吳志》卷20〈賀邵傳〉略云:賀邵(227~275),孫皓(264~280在位)時入為左典軍,遷中書令、太子太傅。(孫)皓兇暴驕矜,政事日弊,(賀)邵上疏諫曰:(頁747上,中略)……臣聞否泰無常,吉凶由人。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葦可航也。[5] 願陛下遠考前事,近覽世變。(賀)邵被詰責(頁748下)。

  上引賀邵諫詞中「一葦可航」是譬喻,意即長江非天險可恃,倘使不設防,則來自西晉的敵軍只要人人乘著一株蘆葦,也可渡江攻過來。而古代讀書人都是讀過四史──《史記》、《漢書》、《後漢書》和《三國志》的,[6] 當他們從《三國志》中見到「一葦可航」四字之時,其中稍涉禪學的人自會想到「一葦」較之「折蘆」語意更明確和更有氣勢,而倘使達磨祖師乘著「一葦」便渡過長江,豈非顯出這位聖僧有神通能力?於是好事之徒,便將「折蘆渡江」改為講作「一葦渡江」,此說從此流傳迄今了。
二、「喫肉邊菜」故事的來歷  如今華人社會中茹素的人都知道一項方便法門,就是親友臨時請一群人吃飯而忘了替客人中這位素食者準備蔬菜之時,其人便光吃菜式中的蔬菜,例如菜式中有一盤芥蘭炒牛肉,他便專挾芥蘭而不碰牛肉,此謂之「喫肉邊菜」。如此一來,主客雙方各不妨礙。
  這「喫肉邊菜」的法門,來自禪宗六祖慧能大師的故事。元代風幡報恩光孝寺住持嗣祖比丘宗寶所編的《六祖大師法寶壇經》(以下簡稱《壇經》,《大正藏》編號2008)卷1〈行由品〉略云:惠(即「慧」)能(得傳衣之後,有人要追逐搶奪之)後至曹溪,又被惡人尋逐,乃至四會,避難獵人隊中,凡經一十五載,時與獵人隨宜說法。獵人常令守網,每見生命,(慧能)盡方之。每至飯時,以菜寄煮肉鍋,或問,則對曰:但喫肉邊菜。(頁349下)

  緣於在敦煌發現唐代的《壇經》之前,宗寶所著是風行於世的本子,因此「喫肉邊菜」的法門便推廣於持素的俗人之間,成了大家接受的概念。
  然而讀了上述的引文,不禁教仕邦產生疑問。須知獵人的感覺向來敏銳,不然將無法在山野叢林中察覺鳥獸動靜而獵取之。那麼《壇經》稱未出家前的慧能在守網之時「每見生命,盡放之」,這種行徑幹一兩趟也許難於察覺,但經常如此豈會不被獵人發現?故此說大有問題。因為一旦被發覺的話,慧能早已被獵人們痛毆一頓再逐出獵隊了,因此仕邦不信這一描述。反過來說,未出家的能公所以被獵人們接受,則可能緣於他的狩獵技能。《壇經.行由品》略云:(慧能)至黃梅拜五祖,祖言:汝是嶺南人,又是獵獠,若為堪作佛?(頁384上)據此,五祖弘忍(602~675)其始瞧不起前來求法的慧能,譏他是「獵獠」,而「獠」是古時南方蠻族的一種,善於夜獵。[7] 那麼獵人們所以收容慧能,大抵正需要他的夜獵技能。

  倘使慧能加入後施展了他的夜獵技能,則他實際參加過行獵甚或殺生[8] 的工作,那麼他那十五年內不大可能茹素,而應跟其他獵人一起吃獵得的獸肉,尤其他當時尚屬未剃染的俗人,吃肉並不犯戒(因為吃肉本來並不犯戒,即使沙門也可吃三淨肉,下面再詳論),因此,「但喫肉邊菜」一說也不易成立了。
  以管見測之,大抵禪宗自唐代興起之後,歷五代、兩宋以至元朝,經已大盛於世,而宗寶則是「風幡報恩光孝寺住持嗣祖比丘」,因此他筆下對未出家時的六祖行事儘量美飾,將祖師爺描寫成雖然依附獵人隊伍生活,但依然持素;而且暗中行善放生!按,《壇經.行由品》有點「聖徒傳記(Hagiography)」的味道,儘量誇飾美化聖徒行事,原無足怪!

  及至敦煌寫卷在近代被發現,唐代釋法海所編集的《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以下簡稱《敦煌本壇經》)赫然亦在其中,因此被日本《大正大藏經》收入書中,編號為2007。仕邦讀這《敦煌本壇經》,發現其中有關五祖起初瞧不起六祖的描述,跟元代所編的《壇經》大致相同,只是稱慧能為「獦獠」而非「獵獠」而已。[9] 然則慧能被視為「獠」,是唐時描述已如此,也說明了出家前的能公因善夜獵而為獵人隊伍所吸收。

  唯是《敦煌本壇經》並無慧能南下到今廣東省境的四會縣一帶依附山中獵人隊伍的記載,當然更無「每見生命,盡放之」和「喫肉邊菜」的描述了。更是仕邦認為這兩種講法僅出宗寶的手筆。
  到了1996年,仕邦蒙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主任楊曾文教授遠道寄贈他所校寫的《敦煌新本六祖壇經》(以下簡稱《新本壇經》),[10] 知道如今甘肅省敦煌縣的博物館有一卷《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慧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而這部楊曾文教授稱之為《敦博本壇經》的內容修正了《敦煌本壇經》中的「字混亂,錯訛太多」之處,[11] 因而「比較敦煌本字清晰,錯訛和遺漏較少」,[12] 是以楊教授便對這《敦博本壇經》加以詳細校勘和增補,更出版之而為《新本壇經》。仕邦讀畢《新本壇經》全書(在頁3~74),發現它同樣無慧能依附獵人附伍的記載,自然同樣無暗放網中鳥獸和喫肉邊菜的描述了。

  那麼依附獵人之說完全出諸宗寶的杜撰嗎?不然,《新本壇經》中附有楊教授校勘時使用的十五種有關慧能的文獻,並錄其原文而成〈附編 〉(在頁77~180),其中某些文獻內有慧能依附獵隊或隱於四會山中的記載,今將這些記載,依〈附編 〉原有排列先後和所屬《新本壇經》的頁數,抄摭以見:
  一、《(大乘寺本)韶州曹溪山六祖師壇經》略云:某甲後至曹溪,被惡人尋逐,乃於四會縣避難。經逾五年,常在獵中。雖在獵中,常與獵人說法。(頁85)

  二、不知撰人的《曹溪大師傳》略云:
能大師南歸,略至曹溪,猶被人尋逐。便於廣州四會、懷集兩縣界避難,經於五年,在獵師中。(頁15)

  三、南唐招慶寺靜、筠二禪師所撰的《惠能和尚傳》略云:
後隱四會、懷集之間,首尾四年。(頁139)

  四、北宋釋贊寧(919~1001)〈唐韶州南華寺慧能傳〉[13] 略云:

隱於四會、懷集之間,漸露鋒穎。(頁145)

    讀了上引四則史料,知道慧能曾隱於四會、懷集兩縣交界的山嶺而依附獵人隊伍生活是唐代至宋初早有此說,非出杜撰。然而這四則史料同樣沒有「守網放生」和「喫肉邊菜」的描述,難道這兩說出於宗寶的杜撰?
  依仕邦的愚見,宗寶稱慧能在獵人隊伍中十五年來(據上引《新本壇經》中所附四則史料,慧能依附獵隊不過四、五年)一直都在守網時暗中放生不合實際情況,前面早說過了,故此說應是宗寶的杜撰,但喫肉邊菜之說又如何?自從仕邦撰寫了將行刊布的專書《中國佛教求法史研究》(以下簡稱《求法史研究》)之後,知道此說有其來源,這一來源,表面看來是跟禪宗史八風打不到一邊的中國佛教徒底西行求法運動!
  何以言之?據仕邦《求法史研究》所考,知道中國僧俗的西行求法運動跟商業活動可謂結合在一起,循海路西行的人固然乘搭商船,[14] 而循陸途的更投靠華人或西域人組成的旅行商隊一起西邁。[15] 而陸途是西行求法的主線,中國沙門所以要求加入商隊,固然是旅行商人們熟識道路,而且沿途可以分出糧食供養求法者;[16] 而旅行商隊所以歡迎求法比丘[17] 加入,則緣於信佛的商人們認為有出家人同行,可以在沿途上更得佛陀冥祐,而途中遇上困厄之時,同行的法師可以給他們說法開導,減輕他們的身心壓力。[18]
  陸途西行,是要渡越沙漠、高山和冷得手腳僵硬的雪嶺,不吃肉將無法有足夠體力作支撐,[19] 那麼當旅行商隊在進餐時以肉類供養同行的求法僧人之時,吃素的出家人怎麼辦呢?
  原來依據佛戒,這完全不成問題,因為出家人是許食「三淨肉」。所謂「三淨肉」,謂「不見、不聞、不疑」。所謂「不見」,指施主並非為了款待我這出家人而殺畜生取肉,而我也非親見看著殺生的進行,則我這沙門可以喫這塊肉;所謂「不聞」,是指接受肉類供養之前,未聞說這份肉是特地為了供養我而準備的,則我這沙門可以喫這塊肉;所謂「不疑」,是指吃肉之前,未有任何象使我這沙門疑心這是為了供養我而殺生取得的,則我不妨吃它。[20] 由於明文規定可食「三淨」情況之下的肉類,因此律典所載印度出家人所喫的肉類,包括了豬肉、鹿肉、[21] 魚肉[22] 和牛肉[23] 。那麼當商隊以肉類供養之時,若這些肉類合符「三淨」的情況,求法沙門大可欣然接受,[24] 因此沒有不方便的問題。
  然而到了梁代,梁武帝頒下〈斷酒肉文〉,[25] 以王命不許僧尼飲酒噉肉,不然便得「捨戒還俗」,擯出佛門,[26] 從此,中國僧徒以至受五戒的居士,都漸漸走向「純喫菜」的路線而成為素食主義者迄今。[27]
  自從素食主義流行之後,唐代以降的求法僧俗,便也在西行途中茹素。如唐釋慧立(卒於664以後)《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大正藏》編號2053)卷2略云:(玄奘,602~664)入屈支(即龜茲,今新疆省庫車縣)國界,(屈支)王請過宮,備陳供養,而食有三淨。(玄奘)法師不受,王深怪之,法師報以此慚(漸?)教所開,而玄奘所學者大乘(佛法),不爾也。受餘別食。(頁226下)

  唐義淨三藏(635~713)《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大正藏》編號2066)卷上〈質多跋摩傳〉略云:復有一人,與北道使相逐至縛渴羅國,於新寺小乘師處出家,名質多跋摩。後將受具而不食三淨(肉),其師曰:如來大師親開五正,既其無罪,爾何不食?對曰:諸大乘經具有令制,是所舊習,性不能改!師曰:我依三藏,律有成規,汝之引文,非吾所學。若懷別見,我非汝師!遂強令進,乃掩泣而食,方為受具。少閑梵語,覆取北路而歸,莫知所至。(頁3中)

  據上引兩史料,玄奘三藏是唐初人,他不接受三淨肉的供養,可見西行前早已茹素。質多跋摩出於義淨三藏筆下,屬盛唐時人,他本屬俗人,至縛渴羅國纔出家,出家之時堅拒食三淨肉,則身屬居士之時早已茹素。後來為環境所迫而「掩泣而食」,但終也受不了在小乘寺院中天天喫三淨肉作主食而離寺歸國,也可見質多跋摩對蔬食的堅持!
  問題跟著來了,求法僧俗既然素食,那麼他們參加商隊同行之時,伙食如何解決?依仕邦的愚見,他們必然將攜帶在身邊的乾菜,或在山頭採得的野菜放入商人們的煮肉鍋中一起煮,如此則不必自行生火煮食,是一種權宜之計。仕邦所以有上述的大膽假設,因為覺得只有西行求法的僧俗,方會有「喫肉邊菜」的實際需要。
  倘使西行求法僧俗真個經常如此這般地喫肉邊菜,其故事會經過口耳相傳而流傳下來。尤其元代建立了橫跨歐亞兩洲的蒙古大帝國,統治中國本部的元朝皇帝是宗主國的君主,跟在中亞細亞的察哈台汗國、在伊朗一帶的伊兒汗國和跟在歐洲俄羅斯地區的欽察汗國之間有近似如今所謂「國協(Commonwealth)」的關係,然則華夏或西域的旅行商人之間的活動,當更形方便而頻繁。旅行商人們在苦悶孤寂的旅途中,或會在休息時圍起來講述古時旅行商人的種種遭遇來解悶,因此,古時求法僧俗在商隊中喫肉邊菜的故事,便會流傳於元代旅行商人的口耳之中,而這些故事,會在他們來到中國地區之後在閒談中流傳出去,而為宗寶所知,[28] 是以寶公據此而在筆下寫出慧能「喫肉邊菜」的故事,亦未可料。

  當然,以上僅屬仕邦個人的推測,並無任何史料足以支持其說,因此只好將它當作一項懸疑,希望將來有新史料出現以助佐證。然而由於前面說過慧能在獵隊中並無喫肉邊菜的實際需要,因此認為這故事應自古時求法者持素的權宜之計而來。倘使求法僧俗在旅途中喫肉邊菜,則他們會因所喫菜蔬沾了肉汁而增加一點養份,有助支撐長途跋涉所需的體力。

 [1]    收在《宋藏遺珍》冊2,臺北:新文豐公司出版,民國67年。
 [2]     《寶林傳》何以不惜改寫歷史,硬將菩提達磨來華下移至梁武帝世?以管見窺之,大抵自六祖光大禪宗之後,唐時禪門僧侶會思及達磨來華之初是個寂寂無聞的外國和尚,未免寒傖。而梁武帝是中國最著名的崇佛帝王,若能將達磨跟梁武帝連在一起,自然大增本宗初祖的聲勢。是以《智炬》大言達磨北行之後,梁武帝後自悔不識聖僧。及至達磨在北魏圓寂,北魏孝明帝(516~528在位)竟發使至梁告哀,梁武帝悲痛異常,命兒子昭明太子蕭銑(501~531)撰祭文,三年後更製碑紀念這位失諸交臂的聖僧云云(《寶林傳》頁1232~1330,仕邦以這些敘述無關本題,故不在正文中贅引史料)。如此吹捧之下,初祖的身價自然大增。其實,梁武帝可能終生不知北方有達磨其人。再者,達磨卒於公元536,而昭明太子在公元531已謝世,故陳援菴先生《中國佛教史籍概論》頁109指出達磨遷化在昭文太子大行的五年後,太子豈能為初祖撰祭文?譏為「此真可噴飯者也」。[3]     圓明出版社,臺北縣新店,民國83年。
 [4]     藝文影印武英殿刊本,臺北,約民國48年至49年出版,以下引用二十五史均據同一版本。
 [5]     早在四十多年前,仕邦便注意「一葦可航」這四個字。事緣當日在香港新亞書院文史系畢業之前,要依中華民國教育部規定繳交一篇畢業論文。仕邦所自訂的題目是「漢末人口流移之研究」,有意探討三國成立前中原人士舉族自中原流移入遼東、西蜀和長江流域以避戰亂的情況。因為當時正好有大批舉家遷入香港與臺灣地區的中原人士,挾其資金、工商業技能和學術知識前來,幫助了這兩地區的發展與繁榮,想看看古時情況是否亦近似?職是之故,仕邦便讀遍《三國志》來蒐求史料,於是看到〈賀邵傳〉中這句話。也許「達磨一葦渡江」之說早已深印心中,雖然當時尚未著手研究佛教史,但也因此注意到「一葦可航」這句話。不意數十年後,賀邵進諫的疏文中這句話果然派上用場,因緣之事,有時真個不可思議!
 [6]     古代讀書人所以必讀「四史」,並非緣於一定要知道上古至三國的史事發展,而是這四部史書的文章都寫得好,讀了有助自己的行文能力。換言之,他們視四史作撰寫文章的典範。
 [7]      參陳寅恪先生(1888~1969)〈魏書司馬叡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收在《陳寅恪先生文史論集》上冊,文文出版社,香港,1973年),頁227。
 [8]      行獵未必都把獵得的獸類宰殺取皮的,有些小動物會設陷阱擒住拿到山下去賣給別人飼養繁殖或作寵物,故慧能即使夜獵,也不一定會殺生。
 [9]      《敦煌本壇經》頁337上~中。
[10]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93年。
《新本壇經》中楊曾文教授的〈自序〉,頁7。
[12]      《新本壇經.自序》頁3。
[13]      贊寧所撰〈慧能傳〉,見於《宋高僧傳》(《大正藏》編號2061)卷8,頁754中~755下。
[14]      參拙作《求法史研究》第二章稿本頁20~21,第四章稿本頁12~17。
[15]      參拙作《求法史研究》第二章稿本頁9~10,又頁12~17。
[16]      同前注。
[17]      古代從來沒有比丘尼西行求法,參拙作〈中國古代無比丘尼西行求法的原因試釋〉全文所考,刊於《大陸雜誌》卷70,一期,臺北,民國74年。
[18]      參拙作《求法史研究》第二章稿本頁19。
[19]      參拙作《求法史研究》第三章稿本頁1~
4,又頁43之注2。
[20]      見東晉弗若多羅(Pu.nyatara,卒於404)、鳩摩羅什(Kumaarajiiva,344~413)、曇摩流支(Dharmaruci,約405~413時人)共譯的《十誦律》(《大正藏》編號1435)頁109中。又見東晉佛陀耶舍(Buddhaya.sas,約412時人)譯《四分律》(《大正藏》編號1428)頁872中。
[21]      《十誦律》頁88中和頁435中。
[22]      《四分律》頁866下。
[23]      東晉佛陀跋陀羅(Buddhabhadra,359~429)共華僧釋法顯(卒於423以前)譯的《摩訶僧祇律》(《大正藏》編號1423)頁355下。
[24]      走筆至此,想起梁、續、宋三《高僧傳》中遇上堅持「蔬食」的高僧,都在其人的傳記中特為標示,三部《高僧傳》是記載自東漢以迄北宋有代表性的蕃漢沙門的生平,倘使每一出家人都屬素食主義者,則何必費神標示?可見古代出家人並非人人茹素。
收在唐釋道宣所編集的《廣弘明集》(《大正藏》編號2103)卷26,頁294中~303下)。
[26]      〈斷酒肉文〉(參前注),頁297下。
[27]      因此嚴格而言,茹素並非持守西竺傳來戒規的行為;而是此土僧俗堅持由習慣逐漸養成的素食傳統。
[28]      尤其廣州是古時最重要的河港之一,宗寶身在此城,可能自載貨前來的商船底水手或客商口中得知求法者喫肉邊菜的故事。因為陸上旅行商人因貿易關係而跟商船有接觸,古時求法者以菜寄肉鍋煮的故事會從旅行商人口中傳入商船中人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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