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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圆在中国禅宗史上的地位

作者:佚名 发表日期:2012-02-22 14:18:49 来源:互联网 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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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霜楚圆在中国禅宗史上的地位,是与他培养出优秀的在中国禅宗中外至关紧要的弟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本章即从这个角度来作一探讨。

  楚圆自三十七岁左右住持南源广利禅院以来,直至五十四岁在潭州兴化禅院示寂的近二十年弘法生涯中,所到之处,倍受礼遇,门下弟子也十分活跃。《续传灯录目录》卷上载楚圆有嗣法弟子五十人【《续传灯录目录》卷上,《续藏》第142册,223a。】,其中有语录(语要)留下的有十六人,与《五灯会元》卷十二所载楚圆法嗣一致。在有语录(语要)的十六人中,传、录齐备影响巨大的仅两人,另有四人传录虽比较简略,但影响也很大。楚圆的弟子主要分布在江西、湖南、浙江一带,也有的在广西等地活动。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有黄龙慧南、杨岐方会,除此之外,道吾悟真、翠岩可真、蒋山赞元,灵隐德章等,在当时也十分有影响。

  黄龙慧南(1002~1069),信州玉山(在今江西上饶境内)人,俗姓章。少年老成【据载,楚南“童龄深沉,有大人相,不茹荤,不嬉戏。”见《禅林僧宝传》卷二二,《黄龙慧南禅师》,《续藏》第137册,526a。(以下所引《黄龙慧南禅师传》出处同此。)】,十一岁时依从怀玉山(在今江西玉山县北)定水院智銮出家,天禧四年(1020)十九岁时受具足戒。

  慧南受戒后,遍参诸方。先师事庐山归宗自宝,后参访栖贤澄湜,澄湜是法眼宗禅僧【澄湜师承为:法眼文益--百丈道常--栖贤澄湜。】,以“性高简,律身精严,动不违法度【[宋]慧洪:《林间录》卷下,《续藏》第148册,586b。】”著称,慧南依止澄湜三年,深受其影响,并十分敬佩澄湜,曾说“栖贤和尚,定从天人中来,丛林标表也”【[宋]慧洪:《林间录》卷下,《续藏》第148册,586b。】。足见慧南对他的推崇。慧南离开澄湜之后,到达湖北蕲水,与云门宗禅僧怀澄相契合【怀澄师承为:云门文偃--双泉师宽--五祖师戒--泐潭怀澄。】,怀澄以“大器许之”【《黄龙慧南禅师传》。】,器重之外,让他任书记一职,并让慧南代替自己说法接众,开示禅法。由此可见,慧南当时于禅法已经有一定的造诣。后来慧南又到福严参拜智贤,智贤是曹洞宗禅僧【智贤的师承为:洞山良价--云居道膺--同安道丕--同安观志--梁山缘观--大阳警玄--福严智贤。】。据说慧南深得智贤期许,被任命为书记一职。慧南在福严期间正值智贤去世,大众迎请楚圆来福严住持法席,此时慧南便有了参拜楚圆的机会。

  慧南第一次向楚圆请教禅法时,不但没有得到正面指点,反而遭到楚圆诟骂。后来,慧南再次向楚圆请益,据载,“明日诣之,又遭诟骂,公惭见左右,即曰:‘政以未解求决耳,骂岂慈悲法施之式?’慈明笑曰:‘是骂耶?’公于是默悟其旨。”【 《黄龙慧南禅师传》。】在普通人看来,当学生向老师请教时,老师应苦口婆心,循循善诱,为学生开导,才是为师之道。而楚圆则不同,当慧南向他请益时,不但不耐心开导,反而责骂不休。这从常人看来,似乎不合情理,但这正是楚圆接引弟子的一种灵活方法。因为真正的禅法体悟是离语言文字的,一切谩骂都虚幻不实,楚圆正是让弟子要在辱骂中体会到离语言文字的真实境界。这才是楚圆真正的用心,而慧南也不负楚圆的苦心,最终在楚圆的引导下体悟到了禅法要旨,并获得印可。

  慧南在楚圆处领悟禅法要旨后,不久便离去,又到各地作短期的游学。后于同安寺(在今江西永修县艾城乡凤栖山)开阐禅法,接引禅众。不久又移居归宗寺(在庐山),因归宗寺失火,遭冤入狱。慧南出狱后,住临济祖庭黄檗山,于小溪旁边积翠庵居住。治平二年(1062),应洪州知州程师孟等人之请,住持黄龙寺(在江西修水县黄龙山)。慧南在黄龙山期间,法席鼎盛,影响很大,常以“佛生”、“驴脚”、“生缘”三种方法启悟禅法弟子,后人称之为“黄龙三关”。在此期间,法席之盛堪比泐阳(建阳)马祖【泐阳马祖即马祖道一禅师(709~788),初住建阳(即泐阳)之佛迹岭弘法。】、百丈大智【百丈大智,即百丈怀海禅师,“大智”是其谥号。】,当时禅僧、居士、官员都纷纷向其请教禅法,慧南也因势利导,别开生面,灵活地接引大众,直至治平九年(1069)去世,世寿68岁,僧腊50夏。遗有《黄龙慧南禅师语录》一卷行世。嗣法弟子达83人之多,形成“黄龙一派,横被天下”的局势,由此可见慧南在当时的影响。由于慧南的影响巨大,后世遂以其最有影响的传法地为名,将其法系命名为“黄龙派”。此派最初十分活跃,南宋中期以后衰弱不振。

  杨岐方会(992~1049),袁州宜春(治今江西宜春市)人,俗姓冷。少年时聪明滑稽,不喜欢笔砚、经商等俗务。二十岁在筠州九峰山(在今江西高安市)出家。方会出家后,先是自己阅读经论,也很有领会。后到南源随楚圆学习禅法,方会追随楚圆的时间最长,从南源直到南岳福严,一直没有离开,并发心充当监院一职,辅助楚圆管理寺务。据说,楚圆用完晚餐,有到山上经行的习惯,在经行中,允许弟子提问,但弟子中都不能提出好的问题。一日楚圆又去经行,方会知“其出未远,即挝鼓集众,慈明遁还,怒数曰:‘少丛林暮而升座,何从得此规绳?’会徐对曰:‘汾州晚参也,何为非规绳乎!’慈明无如之何。今丛林三八念诵罢,犹参者,此其原也”【《禅林僧宝传》卷二八之《杨岐方会禅师》,《续藏》第137册,552b~553a。】。“挝鼓集众”是禅林中集合禅僧的一种方式,禅僧听鼓声迅速集中,住持要升座说法,但这有一定的时间限制。从以上引文中可以看出方会平时虽然跟随楚圆学习禅法,但似乎很少发问,大家都不太注意他。而此次方会超乎寻常的举动和对答令楚圆十分惊讶。方会的表现,已经展示出内心超然洒脱的禅悟境界,从此也得到楚圆的印可。后来楚圆到潭州兴化禅院住持法席时,方会才离开楚圆。先到袁州杨岐山(在今江西萍乡县北)开辟道场,传授禅法。方会在传授禅法中,巧言善辨,注重方法的灵活性,推崇机锋棒喝,故有“杨岐天纵神悟,善入游戏三昧,喜勘验衲子,有古尊宿之风”【[宋]仁勇编:《杨岐方会和尚语录》,《大正藏》卷四七,转引自吴立民主编《禅宗宗派源流》,299页。】的美誉。方会于庆历六年(1046)迁住潭州云盖山,直至庆历九年(1049)示寂,世寿58岁。遗有《袁州杨岐山普通禅院会和尚语录》一卷,《杨岐方会禅师后录》一卷行世。

  方会一生有嗣法弟子12人,其中以白云守端最有影响。由于方会住在“杨岐山”弘扬禅法,后世出于对方会及其弟子影响的认可,遂将其法系命名“杨岐派”。方会本人由于追随楚圆的时间较长,受楚圆的影响也比较深,对临济宗禅法也有十分深刻的领悟,并大力发扬临济禅法。楚圆示寂后,方会将楚圆的遗像挂在禅堂内,集众哀悼时,指着楚圆遗像说:“我昔日行脚时,被这老和尚一百二十斤担子放在我身上,如今始得天下太平。”【[宋]仁勇编:《杨岐方会和尚语录》《大正藏》卷四七,642b。】这充分说明方会意在发扬临济一宗的心愿,正是方会的这一心愿,临济一宗在南宋以后,大兴于世,成为中国禅宗的主流。

  翠岩可真,福州人(治今福建省福州市),受楚圆弟子侍者之激发,参访楚圆并蒙印可。后住洪州翠岩寺(即今江西南昌翠岩寺),弘扬禅法,颇有影响。据传,可真去世时,十分神异,与楚圆示寂时有相似之处【参见《五灯会元》卷十二《翠岩可真禅师》,中华书局,730页;《禅林僧宝传》卷二一《慈明禅师》,《续藏》第137册,525b。】

  蒋山赞元,婺州义乌(在今浙江义乌市)人,俗姓傅。据传,赞元系梁朝傅大士之后裔【据《蒋山赞元》载,“禅师名赞元,字万宗,婺州义乌人,双林傅大士之远孙也。”(《禅林僧宝传》卷二七,《续藏》第137册,547a。】。三岁时出家,七岁正式落发为僧,十五岁时到石霜山参访楚圆,作楚圆侍者二十年,作事十分勤劳,在劳作中体悟禅法要旨。离开楚圆后,曾受请居蒋山志公道场(即太平兴国寺),传授禅法,方法灵活,解行相应,深得大众推崇。据《禅林僧宝传》载,赞元居蒋山时,王安石曾到蒋山拜访赞元,清谈论道,品藻古今。赞元劝王安石“视名利如脱发,甘淡泊如头陀”【《禅林僧宝传》卷二七,《续藏》第137册,547b。】,因此,王安石对赞元也十分尊敬,曾“特奏章服师号”【《五灯会元》卷十二,中华书局,730页。】。赞元“坚辞鼎席”【《五灯会元》卷十二,中华书局,730页。】,后移居定林山中结茅蓬而住。熙宁初(1068~1070),王安石深得神宗赞赏,官居宰相,还亲自去向赞元请益禅法。元丰八年(1085),王安石变法失败,被罢宰相,仍亲往定林赞元住所拜访,并赠赞元诗一首【“不与物违真道广,每随缘起自禅深。舌根已净谁能坏,足迹如空我得寻。”(《续藏》第137册,548a)。】。元祐元年(1086),赞元示寂,王安石亲到塔前悼念,并为赞元书写塔铭及形状【《禅林僧宝传》卷二七,《续藏》第137册,548a。】。从赞元生前和示寂后王安石对他的崇重,足见赞元的德行高操,影响之大。

  道吾悟真,住潭州道吾山弘扬禅法,接引禅众。楚圆曾在道吾山住持法席,悟真能在道吾山住持,足见他的禅法体悟也应很有深度。悟真在道吾山以机锋猛烈著称,当时影响也很大。

  灵隐德章,初住开封大相国寺西藏院。于庆历八年及庆历九年(1048~1049)曾应仁宗之诏入延春阁,与普照大师对答禅要。后又应诏至成化殿,与守贤讨论禅法【《五灯会元》卷十二,中华书局,737页。】。于皇祐二年(1050)宋仁宗御批住杭州灵隐寺作住持,开宣禅法。从德章三次应诏入宫及宋仁宗亲自批准住持灵隐寺等迹象表明,德章的影响是非同寻常的。

  在楚圆众多弟子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黄龙慧南、杨岐方会。从黄龙慧南及其法系形成的“黄龙派”与从杨岐方会及其法系形成的“杨岐派”同“禅门五家”一起,被后世称为“五家七派”。此外,在当时颇有影响的还有道吾悟真、蒋山赞元、翠岩可真、灵隐德章等人。楚圆在近二十年的弘法生涯中,正因为有了像慧南、方会这样杰出的弟子以及可真、赞元、悟真、德章等有影响的弟子,才使其禅法得到发扬光大。

  中国禅宗自弘忍(601~674)以后,遂分成南北二宗。南宗在唐朝后期迅速传播,不断扩大影响,最终发展为中国禅宗的主流。南宗到唐末五代时期形成五家流派。其中,从南岳怀让(677~744)的法系形成临济宗、沩仰宗,从青原行思(?~741)的法系形成曹洞宗、云门宗和法眼宗。这五家流派形成前后历时近一百三十年左右【 自沩山灵祐(771~853)在湖南传法及仰山慧寂(803~883)在江西、广州等地传法形成沩仰宗算起,到法眼文益于约910~958年间,在金陵(在今南京)传法后,形成法眼宗,五家流派的形成,前后历时约130余年。】。自禅门五家形成以后,中国禅宗的传播和发展进入五家迭兴,相继盛行的时期。

  禅门五家入宋以后,其传播和兴盛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明教契嵩(1007~1072),在其《传法正宗记》一书中,对禅门五家在北宋时期传播和兴盛的情况作了记载,他说:


  正宗自大鉴(慧能)传既广,而学者遂各务其师之说,无不出于是焉。竟自为家,故有沩仰者,有曹洞者,有临济者,有云门者,有法眼者,若此不可悉数。而云门、临济、法眼三家之徒,于今尤盛,沩仰已熄,而曹洞仅有,绵绵然大旱引孤泉【[宋]契嵩:《传法正宗记》卷八,《大正藏》卷五一,763c。】
 

  契嵩首先指出,禅门五家都是源于慧能(638~713)的法系,只是后世禅法学人,各奉老师的学说而形成不同流派,于是有五家流派的形成。除了五家流派外,其实还存在许多其他没有影响的流派。而这些不同的流派,到契嵩所处的时代,其传播和兴盛的情况是,云门、临济、法眼三家十分兴盛,沩仰一家已断绝不传,曹洞一家也只是勉强维持法系。契嵩是云门系的禅僧【 契嵩,宋代云门宗禅僧。藤州镡津(广西藤县)人。得法于洞山晓聪禅师。著有《原教论》、《辅教篇》等,并撰有《传法正宗定祖图》、《传法正宗记》等,为研究禅宗史的重要文献。】,一生活跃在北宋时期。其《传法正宗记》一书于嘉祐六年(1061)上进宋仁宗【 《传法正宗记》经过王素上进宋仁宗,嘉祐七年(1061)三月十七日,即敕将此书编入大藏经,并赐“明教大师”之号。(转引自郭朋《中国佛教思想史》卷下,《宋元明清佛教思想》,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154页。)】。这说明,此书于1061前就已完成。因此,契嵩对禅门五家的记载应是1061年以前的情况。但是,在契嵩以后,禅门五家的传播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曹洞宗的传播和影响仍十分有限,仅有云居道膺(?~902)一系维持法系。契嵩所见十分兴盛的三家,法眼宗虽在宋初曾盛极一时,但到永明延寿(904~975)以后,就衰落不振了,到了宋中期,法脉便断绝不传。云门宗在北宋时十分盛行,其传播和影响从南方地区延伸到了北宋的政治文化中心--开封【云门宗在宋代,先有大觉怀琏(1009~1090)应诏住持京城净因寺。《佛祖统记》卷四五载:“至是内侍李允宁奏,以汴京(开封)第宅创兴禅席,因赐额为十方净因寺。上方留意空宗,诏求有道者居之。欧阳修等请以圆通居讷应命,讷以疾辞,因举琏以为代。”后来天衣义怀(989~1060)弟子宗本应诏住持京城慧林禅院,并受到宋神宗召见;另一弟子法秀应诏住持京城法云寺,其弟子佛国惟白继任过法云寺住持一职。由于云门宗僧人奉诏住持京寺院的人数众多,无疑扩大了云宗传播的影响。】,足见云门宗的影响。但云门宗在进入南宋时期,也逐渐衰落不传。临济一宗,从临济义玄(787~866)以下,影响不大,处于寂寞无闻的境地,仅靠兴化存奖(830~888)一系维持法系。这种情况到了临济下五世汾阳善昭(947~1021)便有了改变,到临济下六世石霜楚圆(986~1039)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改衰落微势的局面而十分兴盛。这种兴盛的形势不断延续,一直到南宗时期,临济一宗最终发展成为禅宗的主流。临济一宗能在北宋时期逐渐兴盛起来,并在南宋时期成为禅宗的主流,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宋朝诸帝,从宋太祖开始,均多信佛,度僧建寺,习禅修道,支持译经【杨曾文:《宋代的佛经翻译》,见杨曾文、方广锠编《佛教与历史文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使佛教在经受唐武宗会昌法难、五代战乱及周世宗法难【周世宗法难,指后周显德二年(935),周世宗又一次实行限制佛教的政策,致使佛教的发展受到制约。】以后,又恢复隆盛,重新焕发生机。在这种佛教大的复兴机遇下,无疑会给临济宗的兴盛带来转机,提供社会保障。其次,宋代士丈夫乐禅之风的盛行,也为禅宗的兴盛扩大了社会影响。像宋代的杨亿、李维、李遵勗、苏轼、苏辙、赵抃、黄庭坚、王安石、张方平、张商英等人,都是禅宗的信徒或居士, 是受禅宗思想影响很深的学者,他们对禅宗的广泛兴趣,为禅宗的传播产生了社会效应。如杨亿、李遵勗,与善昭、楚圆的交往颇深。杨亿曾经应楚圆之请,为《汾阳善昭无德禅师语录》作序【杨亿为善昭语录所作序,名《汾阳无德禅师语录序》,置于《汾阳无德禅师语录》卷首。(《大正藏》卷四七,595a~b)】。李遵勗不但与善昭是至交,还为楚圆编辑了语录【李遵勗于天圣五年(1027),编辑《天圣广灯录》二十卷,宋仁宗于景祐三年(1036)为此录作序,中收有《楚圆禅师语录》一卷。(《续藏》第135册,新文丰出版公司发行,607a。以下所引《续藏》,皆同一版本,不一详注)】。这些举动,无疑对临济宗的传播产生了社会影响。除此之外,善昭及楚圆个人的禅学修养闻名丛林,影响深远。从楚圆下分出杨岐、黄龙二派,形成禅门五家七宗的格局,为临济宗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慧洪(1071~1128)在《林间录》中说:


  予谓慈明(楚圆)道起临济于将仆,而平昔廓落乃如此,微神鼎(神鼎洪諲)则殆,亦谷泉(芭蕉谷泉)之流也,然至人示现,要非有思议心所能知也【[宋]慧洪:《林间录》卷下,见《续藏》第148册,627c。】
 

  慧洪距楚圆的时代并不算远,在他看来,是楚圆将临济宗从濒临衰微的边缘重新振作起来。从慧洪对楚圆的赞誉及推崇来看,楚圆的影响及对临济宗复兴所发挥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另外,南宋章倧在《慈明四家录序》中也指出:


  临济宗风,特盛于天下,盖其儿孙皆鹰扬虎视,唯慈明(楚圆)负卓,绝逸群之韵,气吞佛祖,槌拂之下,锻炼凡圣,机用超脱,诸方未有出其右者,临济之道恢廓焉【 章倧于绍兴二十二年(1153)所作《慈明四家录序》,《续藏》第120册,161a。】
 

  章倧对楚圆的赞扬及推崇跃然纸上。也足见楚圆对临济宗的复兴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从慧洪及章倧对楚圆的赞扬及推崇的程度中可知,楚圆在北宋时期,对临济宗的复兴作出过卓越的贡献,在宋代禅宗史乃至宋代佛教史上,都应有相当的地位。

  自临济义玄在河北正定一带传授禅法,从其法系形成临济宗以来,在兴化存奖(?~924)、南院慧嵎(?~952)、风穴延沼(896~973)、首山省念(926~993)的四世传播中,日呈衰落之势,处于寂寞淡泊、法脉难接的衰微局面。对于临济宗这种衰落不振的局面,风穴延沼曾十分感慨。据载,风穴延沼在接引首山时,便将这种感慨流露出来,“一日风穴见师(首山)侍立次,乃垂涕告之曰:‘不幸临济之道,至吾将坠于地矣!’”【《古尊宿语录》卷八,中华书局,1994年,134页。】言语中,风穴说出了自己内心的忧虑,他担心临济一脉,在自己肩上便绝而不传。风穴的担忧,也可以从当时流传的“临济一宗,至风(风穴)而止” 【《禅林僧宝传》卷三,《续藏》第137册,453b。】的谶语中反映出来。临济宗这种衰颓的局势,在北宋时期,到了首山弟子汾阳善昭,便有了很大的改观。善昭,山西太原人,俗姓俞,十四岁出家。出家后一直“杖策游方,所至少留,随机叩发,历参知识七十一员”【《古尊宿语录》卷十,159页。】,后到首山处参访,“大悟言下”,蒙首山印可。后离开首山,继续寻师访道,历练禅悟,前后达三十年之久。淳化四年(993),当首山示寂后,道俗千余人敦请善昭住持汾州(山西吉县)太平寺太子院。从此以后,善昭“宴坐一榻,足不越间者二十年”【《禅林僧宝传》卷三,《续藏》第137册,456a。】,集众传法,参禅论道,声誉日隆,被尊称为“汾阳”。善昭在当时的影响,一改临济宗寂寞无闻的形势,呈现出复兴的转机。但是,对临济一宗在北宋兴盛起决定性作用并奠定基础的,却是善昭的弟子楚圆。

  参照柳田圣山《中国禅宗史系图》【见西谷启治、柳田圣山编:《禅宗语录》Ⅱ,筑摩书房,1974年。】,笔者编制了《临济及临济下一世至六世活动情况一览表》、《临济下七世--楚圆法嗣活动情况一览表》、《临济下一世至七世法系图》、《临济下七世以后世法系图(北宋)》几幅图、表。通过这些图、表,可以得出如下看法:

  第一,自临济宗成立以来,从临济下一世至五世,传法区域仅局限于河南、河北一带,范围十分有限。而从临济下六世楚圆开始,这种情况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楚圆一生在江西、湖南一带住持五所寺院,其弟子的活动区域也主要在江西、湖南、浙江、江苏等广在南方地区。也就是说,临济宗自楚圆以后,传法区域从北方向南方转移,影响也逐渐扩大。

  第二,临济一宗,在善昭以前,弟子十分少,到了善昭虽有所转机,但并不庞大。到了楚圆时,弟子逐渐增多,到了楚圆弟子乃至再传弟子时,影响就越来越大,特别是楚圆弟子慧南和方会的影响巨大,形成禅门五家七宗的格局。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楚圆对临济宗在北宋时期的的兴盛和传播,起到了承先启后的特殊作用,在中国禅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如果没有楚圆这种特殊作用,临济宗在北宋时期的复兴,是难以想像的。因此,楚洪在《林间录》中,称赞“慈明(楚圆)道起临济于将仆”,章倧称赞楚圆说:“唯慈明(楚圆)负卓,绝逸群之韵”。慧洪及章倧对楚圆的赞誉,不但说明了楚洪及章对楚圆的推崇和尊敬,更表明了二人对楚圆在北宋时对临济宗的复兴及对后世临济宗的传播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的肯定。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楚圆一生活跃在北宋初期,遍参名宿,结交名士,蒙善昭印可,成为临济宗禅僧。住世弘法近二十年,先后住持五所寺院。楚圆的一生成就非凡,吸引禅众甚多,门下弟子不乏杰出之人,其中慧南和方会对后世影响最大。楚圆在禅法传播过程中,方法灵活,形式多样,既继承包括临济禅法在内的南宗禅法的传统,又不断汲取其他禅派的禅法思想和方法,既对善昭的禅法思想有直接的采用,又不恪守善昭“颂古”的禅风,从而内外兼长,兼容并蓄,形成自己独特的禅法思想。同时,楚圆在弘法生涯中,不乏士大夫、地方行政长官及信士的鼎力支持。由于楚圆自己的成就非凡,禅法灵活多样,有独立的禅法思想,并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为北宋时期临济宗的复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宋代禅宗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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