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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玉成:浚县大佛究竟建造于后赵还是唐代

作者:佚名 发表日期:2013-11-28 10:40:21 来源:佛学在线 人气:

编者按:2011年5月28日,河南浚县大佛高峰论坛隆重召开。浚县大佛开凿于十六国后赵石勒时期,高22.29米,距今近1700年,有“八丈石佛七丈楼”之美誉,被专家称为“全国最早,北方最大”。河南省龙门石窟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少林文化研究所所长温玉成在论坛上发表了题为《河南浚县大石佛年代考》的论文,通过对历史文献的分析,以及对相关碑文的研究,考证了浚县大伾山大石佛的造像年代。

浚县大伾山大石佛是一躯善跏趺坐式的大弥勒佛像

河南浚县大石佛,耸立在今县城东约一公里的大伾山东侧。大石佛背倚青山,面对沃野,庄严肃穆。

大石佛是一尊善跏趺坐的大弥勒佛像,通高22.29米。佛像外部为清代妆塑的彩绘泥皮,原雕仅有三个局部可以窥见:即下颏至颈部;左肩部和双腿之间。

大石佛顶有高肉髻,螺状发纹。面部呈长圆形,额间有“白毫相”。双颐饱满,双目细长,微启而平视。眉骨突起,与鼻梁相通。双唇紧闭,双耳耳轮部分残毁。左手置膝盖上,手心向下;右手举起前伸,掌心向外,五指并拢,示“无畏印”。

总观该佛像,刻工古拙,表情肃穆,胸部虽挺出但扁平,不露双乳;两肩齐亭。从整体形象上看,大石佛颇有头部略小、上身细瘦、双腿过于粗大,上下不合比例之感。雕刻的纹路用“圆刀法”,与云冈等处早期石窟造像的刀法类似。

浚县大石佛比龙门最高大的卢舍那佛高5米,是中原地区最高大的佛像。那么,这尊大像是什么朝代雕凿的呢?

现在,可以找到两种观点。一种是以明代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张肯堂修、黄恪纂的《浚县志》为代表,认为是十六国后赵石勒时期的文物。张肯堂修的《浚县志》今已佚,清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浚县知县熊象阶编纂的《浚县志》引述说:“《张志》:大佛岩在大伾山东。石勒以佛图澄之言,镌岩石为佛像,高十余丈,以镇黄河。拓跋魏覆以重阁,元末毁于兵。”张氏之说必言之有据,可惜他没有列举出这些证据来。

 

河南省龙门石窟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少林文化研究所所长温玉成教授在丹巴墨尔多寺庙考

另一种是1956年到浚县搞文物普查的同志提出的唐代后期说。他们写道:“大伾山东山坡天宁寺内大佛崖露天造像,高约27米,有二层楼阁掩体。造像风格浑厚,衣纹细致,胸部半袒,面丰满,初步推测为唐代后期遗物。清时重加妆塑施彩”。近来有的同志撰文指出:“就其造像风格和周围环境看,很可能营造于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晚不过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即安史之乱以前。”“唐代说”比“后赵说”晚出三百余年。“唐代说”否定“后赵说”的根据是什么呢?依上述引文可知,一则曰:“造像风格浑厚,衣纹细致,胸部半袒,面丰满”。但既然承认“清时重加妆塑施彩”,那么“风格浑厚,衣纹细致”之类就很靠不住。另一则曰:“就其造像风格和周围环境看”是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文物,更加难以使人信服。

“后赵说”和“唐代说”相差四百余年,不可不为之一辨。笔者于1974年11月和1975年1月两次作实地考察,发现五代后周碑一通,有力地支持了张说。

1983年春,浚县文管会任思义同志致函笔者,他们又找到明碑一通,亦可论证张说确实有据。

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所立的《大伾山天宁寺重修三殿碑记》中云:“畿南千里而遥,山惟大伾。建寺其上,以天宁名。山有佛,千二百年余,其兴废几几……”自公元1559年上推千二百余年,正是十六国后赵时期。

关于五代后周之碑,较之天宝末年仅二百年,尤有详考之必要。此碑即曾保存于天宁寺院内的《黎阳大岯山寺准敕不停废记》碑。该碑已残毁大部,今仅见残石两块,保存于县文化馆库房中。其一,残高69厘米、宽82厘米,是碑首的一部分,残存有“大岯山寺之记”及“今皇帝”等若干字。其二,残高108厘米、宽55厘米,是碑的结尾部分,有“大周显德五年岁次戊午”等字,原碑座尚存,长106厘米、宽45厘米、高35厘米。

此碑虽已残毁,所幸录文收入王昶《金石萃编》卷一二一中。王昶说:碑文撰于后周显德五年(公元958年),立碑于显德六年七月,撰文者是节度掌书记马去非。

下面,我们对此碑文略加探讨。

碑云:“今皇帝君临区宇,子视黎元。虑一夫不耕天下有馁者,一妇不织天下有寒者。向乃颁行天命,条贯僧居。有敕额者存,无敕额者废……”这是指后周世宗显德二年五月(公元955年)曾下诏书曰:“敕天下寺院,非敕额者悉废之。”

碑云:“大岯山者,上摩乾象,下压坤牛。左巨浸而右太行,诚为壮观;南夷门而北大魏,最擅繁华……遐重昔人,能擢胜境。以兹山之足为佛足矣,以兹山之顶为佛顶焉。寺内有缺落碑铭载,相续日月,俨三十二相,亦四、五百年。首簇连珠,肩隈合璧。或孤鸿夜至,移雁塔而自□方;六出朝飞,拔雪山而归此处。神功捧护,巨灵措手以难开;佛力昭彰,秦后著鞭而不动。傍临迥汉,显超岸于当时;俯瞰危峰,类投崖于今日。不待龙吟深谷,我有法雨而济陈根;何须虎啸幽岩,我有慧风而吹昏垢。潜施殊福,溥及群生。”

这段文字,毫不含混地指出,“大岯山寺”的主佛是一躯就山雕刻的巨大石佛像,所谓“以兹山之足为佛足矣,以兹山之顶为佛顶焉”即此义。

这段碑文中有关大佛开创年代的文字有两段:一是“寺内有缺落碑铭载,相续月日,俨三十二相,亦四、五百年。”此言四、五百年,只是约略数字,不是确指。但是,它是根据“缺落碑铭”,而非信口胡言。这些“碑铭”也许到明朝张肯堂时还能见到,所以张氏明白指出大佛开造于石勒时代。另一段述及开创史的文字是:“神功捧护,巨灵措手以难开;佛力昭彰,秦后著鞭而不动。”

值得研究的是“巨灵”一词的含义。“巨灵”既可以指“河神”,也可以指一种“短人”。《遁甲开山图》云,“有巨灵胡者”能开山川,出江河。结合历史实际,我以为这“巨灵胡者”就是胡僧佛图澄(约公元232-348年)。《高僧传》把佛图澄列为神异之僧,说他“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物。以麻油杂胭脂涂掌,千里外事皆彻见掌中。”“难”,就是黄河泛滥之灾难。造佛像以排难,既是石勒的“政绩”,又见佛徒的“神异”,这恰恰是彼时彼处的正常的历史现象。

碑文中的“秦后”,即秦国皇帝。后赵之后的秦国,只有前秦、后秦和西秦。“后秦”和“西秦”的势力从未达到过浚县。最大可能是指“前秦”。史载建元六年(公元370年)苻坚派王猛讨平燕冀,十一月,苻坚“躬率精锐十万向邺,七日而至安阳……十二月……坚自邺如枋头(按:枋头在浚县西南八十里,即今新镇公社方城大队,在淇河入黄河之口,故又称“淇门渡”)……甲寅,还长安”。④可知苻坚是到过这一带的。苻坚此时尚未信佛,对佛教一般采取压制的态度。碑文所云:“秦后著鞭而不动”,或许当年苻坚对大岯山寺有过反对的表示,如搜山检僧之类,但该寺仍然保存下来了。这也有力地暗示大石佛雕造于前秦(公元351-394年)之前的某一历史时期。

我们还可以概略地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简况。十六国时代,浚县称作黎阳县。《水经注》河水卷五云:“今黎山之东北故城,盖黎阳县之故城也……戴延之谓之‘盝明垒’,周二十里。言盝明,石勒十八骑中之一,城因名焉。”

据《十六国春秋》卷三十四记载:从永嘉三年(公元309年)石勒大力经营黎阳,直至皇始五年(公元355年)四月黎阳太守韩高叛降于燕,黎阳在后赵掌握之中至少有三十七年之久。

黎阳北距邺都八十公里,处于后赵国的中心区域。“巨灵胡者”佛图澄凭借石勒、石虎的政治势力猛烈扩展佛教,史实彰然。而秦汉以来黄河在浚县一带屡决屡溃,水灾连年,百姓为患。石勒于此造佛像以镇黄河,是迎合了人民的愿望的,而当时百姓 “率多奉佛,皆营造寺庙,削发出家”,正是反映了彼时的历史真实情形。

综上所述:河南浚县大石佛雕凿于后赵国石勒时期,应是可靠的。“晚唐说”是不能成立的。

如我们的论证无误,则可知除连云港孔望山外,浚县大佛是比敦煌、云岗和龙门现存的任何一尊造像都更早的雕刻艺术珍品,值得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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